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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府对臣民精神的摧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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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时间:
2024-3-29 10:52
标题:
专制政府对臣民精神的摧残(转)
清政府可以说是专制统治的最高峰,所谓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个虚假的、饥饿的盛世而已,由于是少数民族入关,为维护统治,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
一、文字狱:
文字狱自康熙时期就已开始,到了乾隆时期更是达到了巅峰!如“吕留良案”,通过文字狱,清朝统治者排除了政治上的异见人士,奴化了知识分子,抹杀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堵塞了百姓的言路,也走向了百姓的对立面!
二、剃发易服:
清朝在入关后实行剃发易服的政策,逼迫百姓留下金钱鼠尾式的发型,穿满清的衣服,反抗者无数,在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下,百姓只能屈服!进一步把奴才的观念植根于百姓的内心!纵观历史,连发型都要受到限制的王朝,也就只有清朝!
三、奴化教育:
清朝的皇权高高在上,不容受到一丝一毫的冒犯,推行奴化教育,百姓见了官员要行跪拜礼,官员上朝要下跪,这种低三下四的态度,深深的磨平了百姓仅有的一丝尊严,从肉体上彻底摧毁了人民,从此变成了麻木不仁的奴才!这种只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奴才的王朝,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四、设立八旗:
清朝设立八旗制度,将满族人的地位从制度上进一步提高了最高的位置!八旗子弟享有种种特权,百姓只能忍受其任意的欺压凌辱,不能有一丝的反抗!
五、设立各种高税收:
高额的赋税压的百姓喘不过气,甚至有了很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百姓为了活命,只能屈服,只能做牛做马,甘心为奴!
早在道光时期龚自珍就指出,专制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摧残臣民的各种积极精神。他说,当时的清王朝虽然表面上“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但实际上是处于“衰世”。他认为,衰世与治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人才,“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甚至“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而这种人才的缺乏乃是当时的政治制度、统治秩序所有意要追求的结果,它对于“才士与才民”总是要百般“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的手段“非刀、非锯、非水火”,而是一种无形的摧残,“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它不是摧残被“戮”者的身体,而是“戮其心”,即摧残他们的精神,“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总之,对于人们的忧国忧民精神、奋发向上精神和道德廉耻观念都要彻底摧毁。龚自珍说,到了这种世道,“乱亦竟不远矣”。
梁启超则继承和发挥了龚自珍的这种观点,他对于秦以来专制制度进行批判的最为深刻和精彩之处,在于分析揭露了统治者如何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一己之私,而十分有意识地摧残国民的各种积极素质。他说:中国“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统治者窃取了本来属于“国民公产”的国家,害怕“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于是便竭力摧残国民夺回“公产”所必需的素质和能力,“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以便使“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他们所要取得的预期效果是三点:“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所使用的手段是四种,即对人民“驯之、餂之、役之、监之”。严复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秦以来的君主都是“大盗窃国者”,他们从民那里窃国后,“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他说,民是“天下之真主”,可专制君主却一定要“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以便可以永远保有自己所窃之物。
梁启超指出,人的“独立之性”和“合群之性”对于“民贼”最为不利,所以专制统治者首先就要通过“驯之之术”来摧毁人民的这种素质,以使之“能就我范围”。他引用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点说,中国重视礼乐,而礼的主要功能就是“使人柔顺屈从”,乐的主要功能就是“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八股取士制度使士人沉浸其中,“销磨数十年之精神”,无心他顾,词章考据学也是如此。他说,中国的“圣经贤传”中本来包含有许多可以“开民智、长民气、厚民力”的话,但专制统治者却“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语足以便己之私图者”加以宣传,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位卑而言高,罪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等等,“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搞专制。在这种风气下,对“愤时忧国者则斥为多事,合群讲学者则目为朋党”,结果搞得“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本来“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但人们却“不惟不耻之”,而且遇有一品性与此相反之人,“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他引曾国藩的话说,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痛不痒之世界”。
梁启超说,专制统治者的“餂之之术”,就是培养官吏的无耻。他引孟德斯鸠的观点说,那些专制政体国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靠的是使“以爵赏自荣”的“矫伪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由于“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禄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梁启超说,孟德斯鸠的这个话,道尽了“中国数千年所以餂民之具”。专制统治者将人民驯服得“如妾妇、如禽兽”,官员于是就像“妾妇”、“禽兽”那样侍奉统治者——“畜犬见其主人,摇头摆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故苟持一脔之肉以餂畜犬,则任使之如何跳掷,如何回旋,无不如意也。缠千金于腰以餂游妓,则任使之如何献媚,如何送情,无不如意也”。梁启超说,“民贼之餂吾民”其实也是如此,“齐桓公好紫,一国服紫;汉高祖恶儒,诸臣莫敢儒冠;曹操号令于国中,曰有从我游者,吾能富而贵之,盖彼踞要津、握重权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国之人,载颠载倒,如狂如醉,争先恐后,奔走而趋就之矣”;康熙皇帝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搜罗遗佚,征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空名,而天下贴贴然戢戢然矣”。梁启超说,这种“餂民”之术“各专制之国,莫不用之,而其最娴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则中国为最”。
梁启超说,专制君主的“役之之术”就是通过官吏选任制度来磨灭士人的道德心,以达到对他们实行控制的目的。他说:“文明国之设官吏,所以为国民理其公产也,故官吏皆受职于民;专制国之设官吏,所以为一姓保其私产也,故官吏皆受职于君”。因此,君主挑选官吏的标准,“不必问其贤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静、谨慎、愿朴、能遵守旧规、服从命令者为贵”,所以就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讲究资历的任职制度消磨士人的“英气”。专制君主用这一套“役之之术”驾驭臣下,“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踡伏于一王之下”。
梁启超说,专制君主为了防止少数“非常豪杰”和“不逞之徒”起事反抗,就要搞一套“监之之术”,官吏、军队、法律都是他们的“监民之具”;“取于民之租税”,则是“监民之经费”。对于统治者来说,军队不是要用来“敌外侮”,而是要用来“敌其民”、“防家贼”,对外抵抗侵略不堪一击,对内镇压人民穷凶极恶。梁启超说,“防家贼”这三个字,真是“将数千年民贼之肺肝和盘托出”了。除了上述这些强力手段外,还有各种柔性的“监民”手段——“伪尊六艺,屏黜百家,所以监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厉禁立会,相戒讲学,所以监民之结集也,使不得联通声气也。仇视报馆,兴文字狱,所以监民之耳目,使不得闻见异物也。罪人则孥,邻保连坐,所以监民之举动,使不得独立无惧也”。对于“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最重”的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著述自由、行动自由,全都“一一严监而紧缚之”;“监之缚之既久,贤智无所容其发愤,桀黠无所容其跳梁,则惟有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争利,摇尾乞怜,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
梁启超认为,靠摧残国民的素质而使之堕落来维持统治,结果只能使国家丧失元气,陷于动乱。他引孟德斯鸠的观点说:“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他说,孟德斯鸠此言简直就是“专为我中国而发”。中国的历史,就是孟子所说“一治一乱”的历史,数千年间的所谓“治世”都不是“真治”,只不过是在天下大乱之后,“乘人心厌乱之既极,又加以杀人过半,户口顿减,谋食较易,相与贴然苟安而已”,其中正隐藏着“多且剧”的“扰乱之种子”。他指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国家是“积民而成”,“未有以民为奴隶、为妾妇、为机器、为盗贼而可以成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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