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府对臣民精神的摧残（转）

清政府可以说是专制统治的最高峰，所谓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个虚假的、饥饿的盛世而已，由于是少数民族入关，为维护统治，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比如：
一、文字狱：
文字狱自康熙时期就已开始，到了乾隆时期更是达到了巅峰！如“吕留良案”，通过文字狱，清朝统治者排除了政治上的异见人士，奴化了知识分子，抹杀了人民的言论自由，堵塞了百姓的言路，也走向了百姓的对立面！

二、剃发易服：
清朝在入关后实行剃发易服的政策，逼迫百姓留下金钱鼠尾式的发型，穿满清的衣服，反抗者无数，在留发不留头的高压政策下，百姓只能屈服！进一步把奴才的观念植根于百姓的内心！纵观历史，连发型都要受到限制的王朝，也就只有清朝！

三、奴化教育：
清朝的皇权高高在上，不容受到一丝一毫的冒犯，推行奴化教育，百姓见了官员要行跪拜礼，官员上朝要下跪，这种低三下四的态度，深深的磨平了百姓仅有的一丝尊严，从肉体上彻底摧毁了人民，从此变成了麻木不仁的奴才！这种只把百姓当成自己的奴才的王朝，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四、设立八旗：
清朝设立八旗制度，将满族人的地位从制度上进一步提高了最高的位置！八旗子弟享有种种特权，百姓只能忍受其任意的欺压凌辱，不能有一丝的反抗！

五、设立各种高税收：
高额的赋税压的百姓喘不过气，甚至有了很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百姓为了活命，只能屈服，只能做牛做马，甘心为奴！

早在道光时期龚自珍就指出，专制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摧残臣民的各种积极精神。他说，当时的清王朝虽然表面上“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但实际上是处于“衰世”。他认为，衰世与治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人才，“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甚至“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而这种人才的缺乏乃是当时的政治制度、统治秩序所有意要追求的结果，它对于“才士与才民”总是要百般“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的手段“非刀、非锯、非水火”，而是一种无形的摧残，“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它不是摧残被“戮”者的身体，而是“戮其心”，即摧残他们的精神，“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总之，对于人们的忧国忧民精神、奋发向上精神和道德廉耻观念都要彻底摧毁。龚自珍说，到了这种世道，“乱亦竟不远矣”。

梁启超则继承和发挥了龚自珍的这种观点，他对于秦以来专制制度进行批判的最为深刻和精彩之处，在于分析揭露了统治者如何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一己之私，而十分有意识地摧残国民的各种积极素质。他说：中国“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统治者窃取了本来属于“国民公产”的国家，害怕“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于是便竭力摧残国民夺回“公产”所必需的素质和能力，“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以便使“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他们所要取得的预期效果是三点：“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所使用的手段是四种，即对人民“驯之、餂之、役之、监之”。严复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秦以来的君主都是“大盗窃国者”，他们从民那里窃国后，“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他说，民是“天下之真主”，可专制君主却一定要“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以便可以永远保有自己所窃之物。

梁启超指出，人的“独立之性”和“合群之性”对于“民贼”最为不利，所以专制统治者首先就要通过“驯之之术”来摧毁人民的这种素质，以使之“能就我范围”。他引用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点说，中国重视礼乐，而礼的主要功能就是“使人柔顺屈从”，乐的主要功能就是“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梁启超认为，当时的八股取士制度使士人沉浸其中，“销磨数十年之精神”，无心他顾，词章考据学也是如此。他说，中国的“圣经贤传”中本来包含有许多可以“开民智、长民气、厚民力”的话，但专制统治者却“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语足以便己之私图者”加以宣传，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位卑而言高，罪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等等，“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搞专制。在这种风气下，对“愤时忧国者则斥为多事，合群讲学者则目为朋党”，结果搞得“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本来“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但人们却“不惟不耻之”，而且遇有一品性与此相反之人，“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他引曾国藩的话说，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不痛不痒之世界”。

梁启超说，专制统治者的“餂之之术”，就是培养官吏的无耻。他引孟德斯鸠的观点说，那些专制政体国家“所以持之经久而不坏裂者”，靠的是使“以爵赏自荣”的“矫伪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由于“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禄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梁启超说，孟德斯鸠的这个话，道尽了“中国数千年所以餂民之具”。专制统治者将人民驯服得“如妾妇、如禽兽”，官员于是就像“妾妇”、“禽兽”那样侍奉统治者——“畜犬见其主人，摇头摆尾，前趋后蹑者，为求食也”；“游妓遇其所欢，涂脂抹粉，目挑心招者，为缠头也”；“故苟持一脔之肉以餂畜犬，则任使之如何跳掷，如何回旋，无不如意也。缠千金于腰以餂游妓，则任使之如何献媚，如何送情，无不如意也”。梁启超说，“民贼之餂吾民”其实也是如此，“齐桓公好紫，一国服紫；汉高祖恶儒，诸臣莫敢儒冠；曹操号令于国中，曰有从我游者，吾能富而贵之，盖彼踞要津、握重权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国之人，载颠载倒，如狂如醉，争先恐后，奔走而趋就之矣”；康熙皇帝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搜罗遗佚，征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空名，而天下贴贴然戢戢然矣”。梁启超说，这种“餂民”之术“各专制之国，莫不用之，而其最娴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则中国为最”。

梁启超说，专制君主的“役之之术”就是通过官吏选任制度来磨灭士人的道德心，以达到对他们实行控制的目的。他说：“文明国之设官吏，所以为国民理其公产也，故官吏皆受职于民；专制国之设官吏，所以为一姓保其私产也，故官吏皆受职于君”。因此，君主挑选官吏的标准，“不必问其贤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静、谨慎、愿朴、能遵守旧规、服从命令者为贵”，所以就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讲究资历的任职制度消磨士人的“英气”。专制君主用这一套“役之之术”驾驭臣下，“直如玩婴儿于股掌，戏猴犬于剧场，使立其朝者不复知廉耻为何物，道义为何物，权利为何物，责任为何物，而惟屏息踡伏于一王之下”。

梁启超说，专制君主为了防止少数“非常豪杰”和“不逞之徒”起事反抗，就要搞一套“监之之术”，官吏、军队、法律都是他们的“监民之具”；“取于民之租税”，则是“监民之经费”。对于统治者来说，军队不是要用来“敌外侮”，而是要用来“敌其民”、“防家贼”，对外抵抗侵略不堪一击，对内镇压人民穷凶极恶。梁启超说，“防家贼”这三个字，真是“将数千年民贼之肺肝和盘托出”了。除了上述这些强力手段外，还有各种柔性的“监民”手段——“伪尊六艺，屏黜百家，所以监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厉禁立会，相戒讲学，所以监民之结集也，使不得联通声气也。仇视报馆，兴文字狱，所以监民之耳目，使不得闻见异物也。罪人则孥，邻保连坐，所以监民之举动，使不得独立无惧也”。对于“今日文明诸国所最尊最重”的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著述自由、行动自由，全都“一一严监而紧缚之”；“监之缚之既久，贤智无所容其发愤，桀黠无所容其跳梁，则惟有灰心短气，随波逐流，仍入于奴隶妾妇机器之队中，或且捷足争利，摇尾乞怜，以苟取富贵，雄长侪辈而已”。

梁启超认为，靠摧残国民的素质而使之堕落来维持统治，结果只能使国家丧失元气，陷于动乱。他引孟德斯鸠的观点说：“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他说，孟德斯鸠此言简直就是“专为我中国而发”。中国的历史，就是孟子所说“一治一乱”的历史，数千年间的所谓“治世”都不是“真治”，只不过是在天下大乱之后，“乘人心厌乱之既极，又加以杀人过半，户口顿减，谋食较易，相与贴然苟安而已”，其中正隐藏着“多且剧”的“扰乱之种子”。他指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国家是“积民而成”，“未有以民为奴隶、为妾妇、为机器、为盗贼而可以成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