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读后感

提到宋朝，大家的印象往往是有钱富裕，以及靖康之耻。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宋朝的繁荣又是从何而来的？本书就是探讨的这一问题。国家和公司一样，是需要赚钱的，当公司赚的利润不足与支撑其成本，公司就要破产，而国家是不事生产的，他们的财富来源则主要是依靠各种税费为主，当人口多的时候，国家能获得的财源税源也就更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人口红利，为什么此前外资想来中国做生意，也是因为中国人多，劳动力便宜，市场大，需求足的缘故，而当一个国家收税太多民众无法生存的时候，则必然会人口下滑，甚至揭竿而起。

为什么宋朝人口会增多呢？作者总结说，原因是因为从人头税时代过渡到田亩税时代，政府在汲取税收的政策上有了调整，由租庸调整为两税法，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人头税进行了松绑，于是被统治者的生育得到了解放，人口出现了激增，加上不立田制的无为红利，赵宋王朝比前代拥有了更多可征发的民力和物力，这些民力和物力被征发到地方上，成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华时代。但是，这个繁荣是谁的繁荣呢？作者总结说百姓生产出来的财富，会以税赋的方式大量集中在官府手中，在通过俸禄等方式，转移到总体量远超前代的统治集团群体上。在赵宋政权下，是一个典型的国富民穷社会。

这段话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当今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高速发展，GDP一直是高速增长创造了神话，我们在自豪的同时，却也不由的要问一句？为什么经济越发达，中国的股市一直不见涨，而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反而越来越低了呢？

在陈舜俞写给宋仁宗的奏疏中，曾经这样总结了导致民生困苦的八项主要盘剥：今天下之赋五：曰公田、民田、城邑、杂变、丁口，天下之禁三：曰盐、茗、酒。生民之衣食，举此八者穷矣。公田就是租种朝廷的土地缴纳地租，民田则是自家的田地，需要缴纳夏秋两税，城邑则是城市居民的各种杂税，民众日常生存生活中的所有物品，几乎皆在征税之列，比如盖房子娶妻嫁女，出门随身带着铜钱铁钱也要征税，杂变则是临时摊派下来的各种附加税，丁口就算人头税，盐、茗、酒则是指的对盐茶酒进行了国家垄断经营，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石油、烟草等。

韩非子曾经总结说：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翻译成白话就是： 君主对于民众，危难时就要他们拼死作战，安定时就要他们尽力耕作，前者榨取你的生命，后者榨取你的钱财。早在管仲时期，就提出了盐铁专营，政府可以对百姓的必需生活物资进行垄断，然后再加价销售，无论百姓怎么生活，总是要吃盐的，并且，朝廷不需要包揽盐铁的生产和运销过程，只需要授权发个许可给商人，商人自己去煮盐开矿就行了，政府再对商人收重税即可，商人再把税赋转移给百姓，这样一方面简化了压榨程序，另一方面，又让百姓不会直接感受到朝廷的压榨，后面为了赚钱，索性直接自己下场经营也有，你要嘛花高价买盐，要嘛就吃饭不放盐，所以，盐税其实也就是人头税，古代私盐贩子往往也被视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历史上很多造反的名人都是贩私盐起家的。

各种苛捐杂税加起来，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工作下来，实际上是给皇帝和官僚打工，就好像现在也一样，其实多少人辛苦一辈子，也不过是给房地产、银行、政府、医院打工。能怎么办？凉拌。只是好在房子还算不上是生活必需品，大不了租房也能生活，但政府财源受损，未来会不会用其他渠道来补税源，也未可知。很多事情真的是有些无解，如果有办法解决，毛泽东晚年就不会因为看到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而痛哭了。对于普通人来说，量力而行呗，而对于一些豪杰之士来说，乱世反而还有可能成为其舞台，比如清末之时，出现了谭嗣同，出现了五四运动等等。

每个朝代刚开始建国的时候，由于统治者的人数较少，开国之君也往往雄才大略，所以百姓的日子往往还不错，这个时候往往能出现一些历史书上所描写的盛世，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往往会变得自满而骄奢，官僚集团越来越庞大，于是，一个王朝就不断朝着衰落的方向走下去，得不断自我革命，否则到最后就是，乱世出英雄。所以，鲁迅会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国为什么经历那么多乱世之后依然能重回世界之巅，为什么说四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中国，一方面离不开地理因素，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离不开那么一群人。

如果没有乱世，老爷们永远还是老爷，毛泽东也无法成为毛泽东，旧时王谢堂前燕，也不会飞入寻常百姓家。没有斗争，法国不会出现大革命，西方不会出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类也不会发明出那么多的科技，毛泽东说造反有理，说要人民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晚年则写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也只能感慨哪里会有什么永生不灭的的东西，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长征，斗争才是人类的主旋律，一阴一阳谓之道，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这也许就是自然规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