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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十一》摘录及白话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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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22-1-9 12:12: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刘奭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臣司马光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做事把重点和精力放在难点上,只要把难点解决了,简单的自然也就解决了;做人要取长补短,只要把自己的短板解决好了,自己的长处自然也得到了加强。皇帝即位之初,向贡禹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应该先劝紧急,再劝缓慢,然而当时官员安逸,不干正事,小人、坏人当权,是当时之大患也,而贡禹不加以进言;而元帝本来就很节俭,而贡禹却不断去讲,为何?要么是贡禹不智而不知,要么是有心知而不言!

元帝刘奭倒也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不过禹贡所提供的建议中,首先没有解决当前奢靡之风的措施,单指望帝王做表率,恐怕也是独木难支,崇祯可谓节俭,但是他手下的大臣可是富得流油;并且只靠着帝王减损,不从整个社会上去疗救,又能给国家增加多少财富,“节流”之外,更需“开源”。这些,儒生们只怕拿不出什么办法,只好劝诫帝王来修身,给自己和皇帝都落得个好名声,而真的要从大臣身上开刀,那死的可能第一个是自己了,所以历朝历代改革都很困难就是如此。

很多时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雄才大略如毛泽东,想进行改革时,也是说做好了跌的粉碎的心理准备的,更何况一儒生,不过,水至清则无鱼,要想完全杜绝任何毛病,那估计也是不现实的。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春天,正月,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以外戚的缘由主管尚书台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作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与周堪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情谊很深。元帝对二人很信任,屡次宴请接见二人,谈论历代的安危兴衰,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品行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侍中金敞,同在元帝之右,纠正元帝的过失。四人同心合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元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元帝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上充数罢了,因此跟萧望之有了嫌隙。

官场上要想不得罪人那真的是太难了,从萧望之的角度来讲,他是举荐贤才为国家所用,刘更生是《战国策》的作者,而从史高的角度来讲,却可能是架空了他自己。史高是从小把汉宣帝养大的表叔,是宣帝绝对信任的人,所以安排他辅政元帝,对于元帝来讲,史高和萧望之等人产生嫌隙,上层不合,则易生事端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长期执掌中枢机要,明习文法;汉元帝帝即位后常常患病,没有太多的精力处理具体事务,他认为石显业务能力突出,长期在中枢工作,熟悉法令条文,而且身为宦官,无婚姻之家、无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什么党羽;专业精熟可以信任,所以委任他当政,于是百官皆敬畏石显。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摸透皇帝心思,心术不正,善于诡辩,心眼小,睚眦必报,他和史高一内一外,互相勾结,和萧望之等人意见不一。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萧望之等人憎恶许嘉、史高等外戚的骄奢,又痛恨弘恭、石显的专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传宣诏书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掌管机要,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欢乐,才改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请解除宦官兼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因受刑罚致残之人的礼制。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弘恭、石显的矛盾。而元帝刚即位不久,谦让谨慎,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把刘更生由中朝调出,改任外朝官宗正。

领导新上位时,往往对于各种东西不熟悉,贸然去改变反而会生乱,所以大多数都是先维持现状,然后再慢慢找机会。除非是十万火急需要的情况则另当别论,那种就需要大刀阔斧、雷霆万钧。所以元帝没有轻易改变安排,这件事久议不决。而宦官刑余之人、又没有后代,和皇帝成天在一起关系比较近,也导致很多皇帝天然对宦官的信任感会更强。

另外宦官接触皇帝较多,对皇帝身边信息情报收集很深,这些情报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用得好完全可以做到掌握朝局主动权。所以,萧望之想把宦官排除出去,一方面是因为石显等人并不属于自己这一派,他们的存在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另一方面,石显等人给史高提供情况,也不利于萧望之他们。

从汉元帝角度来看,之前,史高、石显尚未合流,萧望之等人已经成功的将史高给架起来,内廷制衡已然失去。这个时候石显、史高合流成功把局面扭转过来,维持到了制衡的状态。而如果汉元帝把宦官剔除了,内廷又将回到原来萧望之等人独大的局面,这个是有风险的。

汉元帝这个人喜好儒家学说,而刘更生这个人也是精通儒家经典,而且特别擅长用儒家经典来解释事件。在某些事情的时候,刘更生可以利用儒家经典解释来实现对汉元帝的影响,甚至主导。

如果事情到这里,谁都不动,那么局面维持平衡,谁都不能一家独大。不过汉元帝却把刘更生给移出了中朝。这件事的背后推手很可能是石显、史高,因为收益的是他们,萧望之在中朝之内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所以有人认为汉元帝不知道制衡之要,自己主动打破了原有石显史高与萧望之的平衡,反而还主动的给萧望之拆台,使得局面失衡。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萧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名儒秀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郑朋试图投靠萧望之,揭发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过,元帝把这分奏折拿给周堪过目,周堪说:“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等待召见。”郑朋于是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现在将军为国家谋划法则,只不过当个管仲、晏婴,便心满意足?还是忙的过了中午蔡吃饭,直追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止?如果目标不过是当管仲、晏婴,那么我马上将回到故乡看守祖先的坟墓,以终天年。如果在于复兴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那么我也许愿意竭尽小小的力量,奉献给你。”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和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土人,由失望而怨恨,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嘉、史高。对他过去的事解释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唆我干的,我远在关东,怎么知道朝廷里的事?”于是侍中许章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和元帝的对方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皇帝检举了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侍诏华龙品行恶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纳,华龙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弘恭、石显命令郑朋、华龙联合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使圣上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郑朋、华龙把奏章呈递。元帝交付弘恭查办。在询问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所:『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奢侈,我期望圣上疏远他们,是为了扶正国家,并没有邪恶的意念。』在取得口供后,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称许推荐,多次诋毁国家重臣,离间陛下的骨肉至亲,图谋控制朝廷,独揽权势。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陷陛下于不义是无道。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唤周堪、刘更生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关押。”元帝大惊说:『不是说廷尉仅仅问话呀?』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元帝说:『快请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刚刚即位,没有以德感人而闻名全国,就用法律处理师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也不好再让他们官复原职,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作过我八年的师傅,没有其它罪过,只因年纪已老,记忆力减退,赦免他的罪过,撤销他的前将军、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更生一律贬为庶人。

宣帝在立元帝为太子后,没有让其锻炼处理政务的能力,使得元帝继位后连廷尉是干啥的都不知道,被这些宦官玩弄于鼓掌之间,不得不说是宣帝在教子上的重大失误。

对元帝来说,他在萧望之被休假的时候单方面接收到来自石显、史高关于萧望之某事的信息,极易形成第一效应。也就是当你对某事不知情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事的观点看法,会偏向你最先接到的相关信息。而一旦第一效应形成,想扭转极难,且第一效应对后续事情影响极大。况且,石显又是他身边亲近的人,史高又是亲戚、先帝任命的辅政,信任度更是极高。

而元帝耳根子软,好说话,而且还有点要面子,被石显等人一说你刚登基就把老师下狱了,这本就不好听,现在又放出来官复原职,那不等于说你之前做错了吗?如此反复,你这个皇帝威信何在?还不如先免职,过段时间再说。于是,石显史高完胜。

不过元帝对萧望之还是很有感情的,虽然前面被石显忽悠,撤了他的官,但很快又重新启用了。甚至还想再次征兆周堪、刘更生,任命他们为谏大夫,不过弘恭、石显从中作梗,于是改命他们为中郎官。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想请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以及侍中、诸曹,都嫉妒萧望之等人。这时刘更生指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上书说:“地震发生,大概是针对弘恭等来的,而不是因为三个老匹夫(萧望之、周堪、刘更生),我非常愚昧,但我认为,应该罢免弘恭、石显,以示对压制善良的惩罚,应该进升萧望之等,以便疏通贤能上进的道路,如果这样,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弘恭石显等人怀疑是刘更生所为,要求元帝追究其中的奸诈真相,据查,果然受刘更生指使,于是逮捕刘更生,囚禁于牢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恰好萧望之的儿子也上书为其夫喊冤,有关部门复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证很明确,并不是诬告陷害,他却教唆儿子,向陛下上书,引用诗经里关于无罪的诗篇,有失大臣的体面,大不敬,青逮捕审讯。”弘恭、石显等了解萧望之平素气节高尚,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因此建议:“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进前案中去,而又得到爵位,他不悔过认罪,反而满腹牢骚,教唆儿子上书,把过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无论怎么都不会治罪,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骄傲自信,那么陛下就再也无法施厚恩于臣子了。”元帝说:“萧师傅素来性情刚烈,怎么肯去坐牢?”石显说:“人,谁不看重性命,而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言语上的轻罪,必定不会有任何意外。”元帝于是同意奏请。


萧望之问他的学术鲁国人朱云,朱云崇尚节操,建议萧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经立于丞相之列,而今年纪已超过六十,这么老的年纪被关进监狱,去苟且求生,岂不卑贱?”于是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把药和好,不要延长我等死的时间。”于是,饮下毒酒自杀身亡,元帝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惊。拍案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这时,内官正呈上午餐,元帝不进食,泪流满面,悲哀感动了旁边的人,于是召唤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都摘掉官帽,扣头请罪。过了很久,事情才算了解,元帝追思哀悼萧望之,每年四季都会派人去他坟墓前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方止。


对此,有人评价说元帝仁有余而义不足,面对奸恶势力,一味得不忍下手将其铲除,其结果就是姑息养奸。而儒家教义往往会教育出不事变通,困于俗务的所谓节烈之士,这也是他们的短处把。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臣司马光曰:“元帝太奇怪了,容易受欺骗,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其阴谋诡计,诚然有时候难以分辨,然而,元帝开始已经怀疑萧望之不会愿意入狱,恭石等人却以为不必担心出现意外,不久果然自杀,则弘恭、石显的欺诈已经非常明显,即使是中等智慧的君王也会情绪激动,勃然大怒,给奸邪的臣子以应得的惩罚,而元帝则不然,虽然以痛哭、拒不进食来哀悼师傅,却终究不能杀掉弘恭石显,只不过使他们脱下官帽跪下请罪而已。如此,奸臣又怎么惩治呢?而这也是弘恭石显肆意妄为毫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脩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 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適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定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剌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东郡人京房跟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得到我的学问而丧失生命的,就是京房。”他的学说长于占卜天灾人祸,共分六十卦,轮流交替地指定日期,用风雨冷热作为验证,都很准确。京房运用这种学说,尤其功力深厚,被地方官府推荐为“孝廉”之后,他到朝廷充当郎,屡次上书元帝,议论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喜欢他,数次召见,向他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能,万事都有成就,祥瑞显现。衰亡之世,任用官员则以遭诋毁还是受称赞为依据,所以政治腐败,因而招致天灾变异。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及其政绩,天灾变异才可停止。”元帝命京房主持这件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朝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讨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侦察,不可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当时,正好各州刺史向朝廷奏报事宜,集中在京师长安。元帝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宣布考核之事,刺史们也认为不可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时反对,后来转为支持。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君王是明知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贤能才用他们?”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却知道他们不是贤能呢?”元帝说:“根据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不觉悟而另外任用贤能,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困境?”元帝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王?”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竖刁,秦二世任用赵高,以致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元帝说:“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京房于是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崐》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极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盗贼制伏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是石显。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后来,汉元帝还是不能让石显退位。

显内自知擅权专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以间己,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上书告“显颛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初,显闻众人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恐天下学士讪己,以谏大夫贡禹明经箸节,乃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或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石显心知自己专权,把持朝政,怕元帝一旦听取亲信的抨击而疏远自己,便时常向元帝表示忠诚,取得信任,验证元帝对自己的态度。石显曾经奉命到诸官府征集人力和物资,他先向元帝请求:“恐怕有时回宫太晚,漏壶滴尽,宫门关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教他们开门!”元帝允许。一天石显故意到夜里才回来,宣称元帝命令,唤开宫门入内。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擅皇命,假传圣旨,私开宫门。”元帝听说了这件事,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石显抓住时机,流泪说:“陛下过于宠爱我,委任我办事,下面无人不妒火中烧,想陷害我,类似这种情形已不止一次,只有圣明的主上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实在不能以我一个人去使万人称心快意,担负起全国所有的怨恨。请允许我辞去中枢机要职务,只负责后宫的清洁洒扫,死而无恨。唯求陛下哀怜裁择,再给我一次宠幸,以此保全我的性命。”元帝认为石显说得对而怜悯他,不断慰问勉励,又重重赏赐。这样的赏赐及百官赠送的资金达一亿。当初,石显听说人们议论愤激,都说是他逼死前将军萧望之,怕招来全国儒生的抨击。由于谏大夫贡禹深明儒家经典,节操高尚而有名望,石显便托人向贡禹表示问候之意,用心结交,并向元帝推荐,使贡禹擢升九卿,并对他以礼相待,很是周详。于是舆论也有赞扬石显的,认为他不曾妒恨陷害萧望之。石显谋略变诈,善于为自己解围,以取得皇帝的信任,用的都是此类手法。

荀悦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远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荀悦曰:奸佞迷惑君主的方法太多了。所以孔子说:“要远离奸佞!”不仅不用他而已,还要驱逐到远方,跟他隔绝,把源头塞住,态度至为坚决。孔子说:“政治的意思,就是端正。”治理国家最基本的一件事,无非端正自己而已。梗直诚实,则是端正的主干。对于品德,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授给他官位。对于能力,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让他做事。对于功劳,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颁发奖赏。对于罪恶,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加以惩罚。对于行为,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尊重。对于言谈,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相信。对于物器,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使用。对于事情,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去做。所以各种端正风气都汇集到朝廷,则下面万事没有虚伪。古代圣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

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略,喜奇功,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汉兵、胡兵合四万馀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领,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馀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

陈汤为人沉着勇敢,能深思熟虑,富有计策谋略,渴望建立奇特的功勋,他向甘延寿建议说:“边境各族畏惧匈奴,这是天性。西域各国,本来都属匈奴管辖,而今郅支单于的威名传播很远,不断侵略乌孙王国和大宛王国,经常给康居王国出谋划策,企图使乌孙、大宛投降归顺。如果把这两国征服,只要几年时间,西域城邦国家都会陷于危险的境 地。郅支单于性情剽悍,喜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日子一久,必将成为西域的灾难。虽然他现在地处遥远,幸而他们没有坚固的城堡和强劲的弓弩,无法固守。我们如果征发屯田的军队,并率领乌孙王国的军队,一直挺进到他的城堡之下,他要逃没有地方可逃,要守则兵力不足以自保,千载难逢的功业可以在一天早上完成。”甘延寿认为有理,准备先奏请朝廷批准。陈汤说:“圣上一定会召集公卿商议,远大的策略,不是平庸的官僚所能了解,肯定不同意。”甘延寿迟疑,不肯听他的话。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单独行动,假传圣旨,征发各城邦国家的军队、车师戊己校尉的屯田部队。甘延寿听说了这件事,大惊而起,要加阻止,陈汤大怒,手按剑柄,叱责甘延寿说:“大军已经集中会合,你小子打算阻止大军吗?”甘延寿于是顺从。他俩部署、集结汉朝和西域多国兵力,共有四万余人。甘延寿、陈汤上奏章自我弹劾假传圣旨之罪,陈述所以如此做的理由。发出奏章的当天,大军出发,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都护甘延寿亲自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首府赤谷城,穿过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而这时康居王国的副王抱阗,率领数千骑兵,在赤谷城东方攻击乌孙王国大昆弥地区,屠杀及俘虏千余人,抢走牛、羊、马等大批牲畜,然后从后面追上汉军,夺取汉军后部的大批辎重。陈汤命西域兵迎战,杀四百六十人,夺回抱阗所掳掠的乌孙百姓四百七十人,交给大昆弥。而夺回的马匹、牛、羊,则留下来作为军队食物。又逮捕到抱阗手下的贵族伊奴毒。进入康居王国东部国界后,陈崐汤严明军纪,不准烧杀抢掠。秘密召康居王国的贵族屠墨来会晤,向他展示汉朝的威力与决心,摆下酒筵席,共同盟誓,然后送他回去。大军继续挺进,在距新筑的单于城约六十里处,安营扎寨。这时,又俘虏康居王国另一贵族具色子男开牟,让他作向导。具色子男开牟是屠墨的舅父,也痛恨郅支单于的凶暴。汉朝军队于是对郅支单于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大军继续挺进,距单于城三十里,扎营。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春季,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请求准许他当汉家女婿,使他有缘亲近汉朝。元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别名王昭君,赏赐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非常欢喜,上书汉元帝:“愿保护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汉朝边塞,永远相传。请撤销边境防务和守塞的官吏士卒,使天子的小民获得休息。”元帝把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交给有关官员讨论,参与讨论的官员都认为可以接受。郎中侯应了解边塞事务,认为不可以允许。元帝问他原因,侯应说:“周朝和秦朝以来,匈奴暴戾强悍,不断侵略边境。汉王朝建立之初,尤其受到它的伤害。据我了解,北方边塞,东到辽东,外有阴山,东西长达一千余里,草崐木茂盛,禽兽众多,本来冒顿单于依赖这里地势险要,制造弓箭,出来抢劫,正是匈奴畜养禽兽的圈地。直到孝武皇帝出军北征,把这一地区夺到手,而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在这一地区,建立城堡,修筑道路,兴建外城,派遣军队前往屯戍守卫。然后,边境才比从前稍稍安宁。漠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沙漠相连。匈奴前来侵扰,缺少隐蔽之地。边塞之南,道路深远,山谷起伏,往来十分困难。边塞老一辈的人说:‘匈奴丧失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那里都伤心痛哭。’如果撤销边防军队,对夷狄大为有利,这是不能答应的理由之一。现在,圣上的恩德宽阔广大,如天一样覆盖着匈奴。匈奴人得到拯救,才能活下去。感激救命之恩,叩头称臣。不过,夷狄的性情,穷困时谦卑顺从,强大时骄傲横逆,天性如此。前些时,己撤除了外城,减少了亭、燧等军事建筑,现在的边防军队,仅够担任望,互通烽火而已。古人居安思危,边防不可再撤除,这是理由之二。中国有礼义的教育,有刑罚的惩处,愚昧的小民还要犯禁。何况匈奴单于,他能绝对保证他的部众不违犯规定吗?这是理由之三。即令在中国境内,还在水陆要道设立关卡,用以控制封国王侯,使做臣属的断绝非分之想。在边塞设置亭障,屯田戍守,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匈奴,也是因为各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是匈奴的人,恐怕他们念旧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近年来,接近边塞的西羌部落,与汉人来往。汉朝的官吏小民贪图财利,掠夺盗取他们的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因为这些怨恨,激起他们叛变。现在如果撤除边防军队,可能发生这种因欺侮而起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过去,从军的战士,很多人没有回来,留在匈奴,他们的子孙生活贫困,有可能大批前往匈奴投靠亲友。这是理由之六。沿边一带,奴仆婢子忧愁悲苦,想逃亡的人多,都说:‘听说匈奴那里快乐,无可奈何的是边塞的监视太紧!’然而时常仍有逃出边塞的人。这是理由之七。窃贼强盗凶暴狡诈,结成团伙触犯法令,如被追捕得急了,就会北逃匈奴,则不可以制裁。这是理由之八。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余年,并不完全用土筑墙,有的利用山岩,有的利用石木,有的利用山谷,有的利用水峡,稍加连接增补,征发士兵、刑徒修建,长年累月,用去的劳力经费,无法计算。我恐怕主张撤除边塞的官员,没有深刻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想暂时减少戍边的负担。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果突然发生变化,而边塞已经破坏,烽火亭已经湮没,还要再征发戍卒修建。可是,百余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恢复。这是理由之九。如果撤销边防军队,废除边境上用于伺望侦察的土堡,匈奴单于必定自认为保塞守边,对汉朝有大恩德,将不断请求赏赐,如果稍有失望,那么后果就难以推测。引起夷狄与汉族感情上的裂痕,毁坏中国的防卫。这是理由之十。由于以上十项理由,我认为:撤除边防军队,不是保持永久和平安定,控制百蛮的好策略!”奏书上去后,元帝下诏:“停止讨论撤除边塞这件事。”派车骑将军许嘉向单于传达口谕说:“单于上书,请求汉朝撤走北方边塞屯田戍守的军队,愿意子孙世代永远保卫边陲。单于向往仰慕礼义,为人民想得很周到,这的确是一个有久远意义的计划,朕非常赞美。中国四方都有关卡、要塞,不是专门为防备来自长城以北的侵扰,也是为了防备中国的奸邪之徒到外面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造成祸害,所以设边塞表明法规,消灭人们的邪念。朕怀着敬意了解了单于的心意,决不怀疑。因恐怕单于误会中国不撤退边塞军队的原因,因此派遣许嘉向单于解释。”单于道歉说:“我愚昧,没有想到这些重大的谋划。幸亏天子派大臣告诉我,待我这么优厚!”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雠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

当初,中书令石显,曾经打算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拒绝。等到崐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返回长安,丞相、御史也对假传圣旨这件事深恶痛绝,对甘延寿的功勋并不赞许。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在外国掳掠的金银财宝带入塞内,违反了多项法令。司隶校尉用公文通知沿途郡县,逮捕陈汤的部下,加以审问。陈汤上书元帝说:“我和我的部下共同诛讨郅支单于,幸而将他擒获歼灭,从万里之外,凯旋班师,应有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道上迎接慰劳。然而今天司隶校尉反而逮捕审问,这是替郅支单于报仇啊!”元帝下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官兵,命沿途地方官府用酒和食品慰劳通过的军队。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后,评论功劳,石显、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诛杀他们,已是宽大,如果再赐他们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在蛮夷中间生事,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嘉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事情仍不能定下来。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籓,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前任宗正刘向上书说:“郅支单于囚禁和杀害的中国使节以及随从官员,数以百计。这种事在外国广为传播,严重地伤害中国的威望,朝廷群臣都为此而痛苦难过。陛下大怒,要诛杀郅支单于,这一欲念从未忘怀。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旨意,倚仗神灵,统率百蛮的君主,集结各城邦的军队,百死一生,深入极远的地域,于是击破康居,攻杀郅支单于的三层城防。拔掉歙侯大旗,砍下郅支单于人头,悬挂战旗于万里之外,为国家扬威到昆仑山之西。洗刷掉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了光辉的功勋,所有的夷民全都慑服,无不震恐。呼韩邪单于看到郅支单于已经伏诛,既高兴又害怕,归化慕义,驱驰而来,叩首朝觐,愿为中国守卫北方边疆,世代做中国的臣属。建立千年永垂的功劳,为国家奠定万世和平,所有官员都没有这么大的贡献。从前,周王朝大夫方叔、吉甫,为周宣王诛杀猃狁部落酋长,而后四方的蛮民全都归附。所以《诗经》赞扬说:‘战车是那么众多威武,犹如雷霆轰鸣一般。如此光明诚实的方叔,率师征伐猃狁,荆地的蛮人畏威都来归附。’《易经》说:‘应该嘉奖的是:斩敌首、获敌虏。’说的是赞美诛杀首恶,则所有不愿顺从的人都会来归顺的。而今,甘延寿、陈汤,他们的诛杀所引起的震动,即令《易经》的‘斩敌首’,《诗经》的‘雷霆’,都无法相比。评价一项重大的功勋,崐不能计较小的过失错误,推举重大的善行,不能抓着一点瑕疵不放。《司马法》说:‘对于军事上的赏赐,不要超过一个月。’目的在于使人迅速得到为善的利益。这是为了以武功为先,以用人为重。尹吉甫班师,周王朝对他重赏,《诗经》上形容说:‘尹吉甫既得宴乐的喜庆,又多受赏赐。只因从镐归来,路遥日久。’千里之外的镐城尚且认为路远,何况万里之外,辛苦已极。可是,甘延寿、陈汤不但没有受到祝福,得到报赏,反而抹杀他们浴血奋战的功劳,在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前被挑剔,这不是奖励有功,劝勉战士的方法。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崇周王室的功劳,后有消灭项国的罪过,儒家学派的君子,认为他功大于过,为他掩饰。贰师将军李广利,丧失五万军队的性命,耗费了亿万钱的费用,经过四年之久的辛劳,而仅仅获得三十匹好马而已,虽然砍下大宛王国国王母寡的人头,还不足以抵消耗费,他自身的罪恶很多。但武帝认为,这是万里之外的征讨,不追究过失,于是赐封两位侯爵,擢升三位卿,提拔二千石一百余人。而今,康居王国,比大宛强大,郅支单于的地位,比大宛国王尊贵,诛杀中国使节的罪行,超过不向汉朝献出汗血马。而甘延寿、陈汤,并没有调用汉朝内地的部队,也没有由中国供应一斗粮食。比起李广利来,他们的功德要超过百倍。而且常惠凭他个人的意见,从乌孙王国进攻龟兹;郑吉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接受匈奴日逐王的投降;他们都享受采邑,晋封侯爵。所以说,甘延寿、陈汤的威武功劳,大于方叔、尹吉甫;功大过小,优于刘桓公、李广利;近世功劳,更高过郑吉、常惠。然而震动天下的功勋还没有受到褒扬,而微小的过失却不断传播,我深感痛惜。建议陛下,应立即解除对甘延寿、陈汤的惩处,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不再搜寻他们的过失,赐给他们爵位,用以奖励功业。”于是元帝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指控,命公卿讨论如何赐封他们爵位。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军法“捕斩单于令”,可是匡衡、石显认为“郅支本已逃亡,失去国土,在极远的地域盗用单于名号,而不是真单于”。元帝援用安远侯郑吉的前例,要封给甘延寿、陈汤各一千户的采邑。匡衡、石显再次争执。夏季,四月戊辰(三十日),元帝赐封甘延寿“义成侯”,赐封陈汤“关内侯”,采邑各三百户人家,加赐黄金各一百斤。任命甘延寿当长水校尉,陈汤当射声校尉。

荀悦论曰:成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荀悦论曰:如果冯奉世的功勋大义应该封爵,纵是过去的事,照样应该受理。《春秋》大义,鲁文公拆毁泉台则受谴责,撤销中军则受到赞许,各有各的原因。假传圣旨这件事,先王看得很严重,但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作。如果功勋小,处罚他是可以的。如果功勋大,就应该赏赐。功过相等,如此也就算了。应该权衡功过大小而作出适当的决定。

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贵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当初,太子刘骜从小就喜爱儒家经典,宽厚、博学、谨慎。可是后来却爱饮酒,喜欢安乐,元帝认为他没有能力。而另一位皇子山阳王刘康有才干,他的母亲傅昭仪又受到宠爱,元帝因此常有意改封刘康为太子。元帝晚年多病,不过问国家大事,喜爱音乐。有时候把军中所用的骑鼓放在殿下,元帝亲自走到廊上,凭倚栏杆,用铜丸从远处投击鼓面,发出紧密的节奏。侍妾们与左右对音乐有素养的人,都办不到,可是刘康却能够,元帝多次夸奖他的才干。史丹进言说:“才干的意义是,聪明而喜好学问,温习旧的知识,能够得到崐新的理解和体会,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是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人,那么陈惠、李微比匡衡高明,可以辅助国政了。”元帝沉默不语,一笑了之。

及上寝疾,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长立,积十馀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山阳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谓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还,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为嗣。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亦拥佑太子,颇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及至元帝卧病,长久不能起床。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山阳王刘康,经常在病床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很少能够进见。元帝的病势渐渐沉重,心绪不宁,几次向尚书查问汉景帝废掉皇太子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彻当皇太子的旧事。这时,太子的大舅父阳平侯王凤当卫尉、侍中,和皇后、太子忧心忡忡,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挽救危局。史丹是元帝最亲密的大臣之一,因此能够直接进入寝殿探病,等到元帝单独躺着的时候,他径直进入寝殿,在地面的青蒲上叩头,流泪说:“刘骜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封作太子,已十多年了,他的尊号家喻户晓,天下无不归心,愿做他的臣子。我见山阳王刘康一向得到陛下的宠爱,如今道路上纷纷传言,既为国家也有个人考虑,认为太子的地位不稳。如果是这样,三公、九卿及其以下高级官员,必然必死相争,拒绝接受这样的诏令。我请求陛下先赐我死,作为群臣的表率。”元帝素来仁慈,不忍看到史丹伤心流泪,而史丹的话又恳切中肯,甚为感动,有所觉悟,喟然叹息说:“我的病日益沉重,太子刘骜、山阳王刘康、信都王刘兴、年纪都小,心中思恋,对他们的未来怎不悬念!可是,并没有改立太子的念头。而皇后王政君一向谨慎小心,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能违背他的意旨?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史丹立即向后退,叩头说:“我愚昧妄信传言,罪当处死。”汉元帝于是接受劝谏,对史丹说:“我的病势越来越沉重,恐不能痊愈,你要好好辅导刘骜,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史丹唏嘘起身告退。太子的地位,从此才告巩固。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也都站在刘骜一边,用力拥戴保助。夏季,五月壬辰(二十四日),汉元帝在未央宫驾崩。

班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班彪赞曰:我外祖父的兄弟曾当过元帝的侍中,告诉我说:“元帝多才多艺,能写一笔好篆书,会弹琴鼓瑟,吹奏洞箫。自己谱出曲调,填词歌唱,厘定音节,极其精妙。从小就喜欢儒学,即位后征召任用儒生,把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们。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相继担任丞相。但是,他为儒家经书的文义所牵制,优柔寡断,汉宣帝的大业因此衰退。然而,他宽厚而能容人,谦恭节俭,态度温雅,有古代君王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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