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县干部》摘选以及读后感

冯军旗曾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多，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完成了毕业研究论文《中县干部》。论文对干部的来源构成、如何进入、以及哪些岗位是干部摇篮、官场的晋升、关系网、以及官场弊端贪污腐败，生活作风问题等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据说冯军旗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时，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而引来往送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的官场文化之一。论文内容摘选如下：

1：中县干部的构成：
中县干部体系是包括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和正处级的四层金字塔。
从干部的家庭出身来看，60%来自于农家，20%来自于干部家庭。农业劳动的艰辛，农民生活的贫苦，城乡差别的刺激，这些都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领导干部成长进步的不竭动力。他们这种强烈的愿望和改变命运的动机，加上学校开放的大门，这就是中县近六成领导干部来自于农村家庭的根本原因。

从性别结构来看，90%是男性，10%为女性。女干部成长难，这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比如传统习惯、男权社会，还有各种约束女同志，不适合女同志的岗位。主观原因，比如封闭、狭隘和不思进取，受社会和家庭羁绊等等，在家庭和事业方面，很少有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同时，女干部在选拔任用方面，在竞争方面，远远不是男同志的对手，比如拉票啊，喝酒啊，平时交往啊，这些方面，女同志根本不行。‛

女干部成长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绯闻和谣言。人言可畏，唾沫如钉，很多女干部的谣言和绯闻，往往在添枝加叶之后，发酵沉淀，在如流的政治生涯之中，不断泛起，不时侵蚀一些女干部的政治生命，直至女干部退出政治舞台，这些谣言和绯闻才会成为历史陈迹。“县乡干部难，县乡女干部更难”，一些女干部往往不经意间就成为舆论中心，成为男干部兴奋的谈资。一些女领导干部坦言很多时候睡不着觉，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这也是令很多女性对从政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


从年龄结构来看，主要分布于 35—55 岁的年龄区间。从教育程度来看，全日制教育是空前绝后的中专一代，在职学历教育则以本科和研究生为主。
从专业来看，全日制教育文科和理科都占一定比重，文理不分的比重最大。在职学历教育则以人文社科为主。

从籍贯分布来看，基本都是地方精英，正科级以下基本都是中县人，副处级以上基本都是非中县的北山市人。在籍贯分布中，不均衡现象明显，某个地域集中产出干部的精英集群现象突出。从权力格局来看，中县的县领导是经常流动的，而正科级一把手则流动缓慢，一些正科级一把手很年轻时就是一把手，临近退休还是正科级一把手，只不过变换一下单位。这颇似中国历史上的“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一方面避免了官久居一地所带来的弊端，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工作的开展和执行，因为很多县直一把手往往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官员，很有西方国家的
政务官和事务官职业分殊的味道。同时从地域格局来看，县直一把手往往工作在县城，较为稳定。而各个乡镇的党政一把手则较好的执行了地域回避，一般不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乡镇担任领导，加上实行地域回避的县领导，从而形成了县乡独具特色的“异地为官”现象。


2：中县干部的来源：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队转业干部和吸收录用。由于关系和利益的因素，吸收录用这一机制逐渐演变为精英选拔机制中最混乱、最无序，也是最腐败的一种机制。各种形式的“假档案”、“假文凭”和“内招”层出不穷，因此，2001 年之后，国家明文规定，停止相关政策的执行。全国各个省份也相继宣布各种吸收录用的政策文件废止。

3：中县干部的发展轨迹：
主要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轨迹，并以混合型为主。从干部轨迹可以看出，中县干部的仕途已经制度化和例行化，一个干部现在的职位和年龄大致决定了其仕途的发展前景。从干部仕途各个级别的时间间隔来看，晋升为副科一般约 8 年，副科到正科约 3 年，正科到副处约 7 年，副处到正处约 7 年。干部的仕途轨迹中，政—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

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很大，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干部的摇篮。在中县，关键机构主要有：党群系统的县委办、组织部、纪委和团县委等；政府系统的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等；公检法机构和重点镇等。关键岗位主要有：县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办主任、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团县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等。特别是办公室主任和秘书，是干部晋升的重要岗位来源，从而形成了干部仕途中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和“秘书现象”。


4：关系对仕途的影响：
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起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关系类型主要有：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这其中，政治家族现象突出。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同时，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
历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是干部仕途中的关键环节。


5：政绩与晋升：
每一时代都有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需要相应的精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谓时势造英雄，此其义也。中共建制前，武装斗争需要和造就了大量革命精英，文革则造就了大量造反精英。1978 年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进行，必然也需要相应的经济建设精英和技术官僚。


人口大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而经济绩效不是省级领导人流动的决定因素，好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晋升；富省的领导人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财政收入有助于晋升，多向中央上缴财政有助于职位稳定；直辖市的领导人有更好的晋升机会。总的来看，好的经济绩效有助于保持位置，但与晋升的效应并不显著，但向中央多上缴财政和税收有助于晋升。


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多层次、逐级淘汰的锦标赛，让每一级政府都处于增长竞争格局中，让每个官员的仕途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使得经济绩效成为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提供了官员发展经济的强激励，从而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的一种解释。但政治锦标赛也带来很多弊端，比如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过度竞争以及金钱政治等等。


6：单位盛衰：
1978 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很多单位也发生了转型甚至大逆转。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差的单位或者一般的单位，比如农、林、水，比如土地、税务和广电等，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好单位。一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好单位，比如商业、粮食、供销社、物资、外贸等等，却时过境迁，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劣势单位，一些单位甚至都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改革开放年代，关于单位变迁最惊心动魄的故事之一。比如中县商业局，从当初的第一大局，财政占据中县的半壁江山，是人人都向往的工作之地；到现今徒留空壳，职工个个都想离开或已经离开。


与这些好单位形成的波浪相对应，则是干部单位流动形成的人流波，只要是好单位，则是人人想进，不少人都找关系，寻门子，千方百计往里挤。当年鼎盛的物资局，人员高达 500 多人，其局长说，这 500 多人，除了组建时的几十个人外，分配的学生和军队转业复员的有 100 来人，内部子弟有 100 来人，其它 200多人都是当时千方百计调进去的。现在除了个别的调出外，全部砸在里面，2000 年改制破产后，工资都没有了。

如果进口关不严，干部子弟、关系户和内部子弟汹涌而入，则这个单位在达到人员承载的最高点后，必然内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盛极而衰，甚至最后毁灭。
从中县的实际来看，无论是商粮供等单位，还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几个企业，以及现在的环保局、公路局和县医院，都是这样的命运轨迹。而党政机关之所以不断运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筛选”机制保证了其补进干部的素质，同时严格的编制又使得其不致过渡膨胀。

在这种随波而动的干部流动中，出现了干部子弟和关系子弟的“不落空”现象，也就是哪些单位好，他们就去哪些单位。先是计划经济垄断单位，然后在这些单位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流动到其它优势单位。一位中县县长曾生动地比喻他们：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这些在一些干部子弟的简历上有很清晰的反映，比如一位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党委书记的工作简历就是先在棉麻公司，后流动到粮食局，再流动到组织部。而一位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局长的简历则是先在百货公司，后到商业局，再到现在的局，但是这个过程的实现，有的容易，有的曲折。

30年巨大变化导致的单位变迁，发生了很多意味很深的故事。80年代中县一位分在公安局的军转干部曾破口大骂：我们要是有关系，还会分在这个破地方。但是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公安局现在是非常好的单位了，估计他现在都在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关系。一位市国资委领导给我讲，他当时军队转业时曾想到市装饰公司去，因为没有关系，结果没有去成。去年一次他接访，上访的就是市装饰公司的下岗职工，一位下岗职工骂他拿着工资，不为人民服务。他当时也比较激动，说：20年前，我要去你们单位，你们都不要我，现在倒好，好处难道都要让你们占光？

1994 年至 2002 年，中县实行改革，把人财物权利下放给乡镇，等于是甩包袱，同时给予乡镇发展的自主权。实践证明，这是一次极其失败的改革，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乡镇机关和乡镇事业单位的人员严重超编和膨胀。这是因为乡镇党委书记一般干几年就要调整，所以谁也没有长远打算，不太考虑进人后的负担问题。而且进人本身就是一种利益获得方式。8 年间，我原来所在的西城乡机关人员就从 60 多人膨胀到近 200 人。一位干部讲，当时交给乡里 1 万元就可以上班，进人的随意性很大，不少企业下岗职工都进来了，甚至有一个当时在集镇上卖肉的，后来大家发现也到乡里来上班了。机关膨胀的结果就是工资发不下来，工资全靠收取农业税和农业提留。

另外，中县县乡干部比较鲜明的一个现象就是教师从政。教师流动到党政机关一般通过调动来实现，而具体的调动过程在中国县乡的现实中可谓形态斑斓，方式多样，但很多都是通过“教而优则仕”或者写材料起家，其中很多都需要关系资源的运用。从教育上往行政上调是很难的，因为教育系统一般不放人，必须接收单位要有人帮您说话，帮你运作，不然不可能调动。

从中县的现实来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雄厚，越是到好单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越稀薄，越是到坏单位。一些单位的调动没有关系很难办，因为几个环节都要打通。


7：发展轨迹
中县官场存在“年轻”效应，即越年轻成为领导干部，优势越大，晋升也可能越快。从县领导副科级轨迹类型来看，85%以上县领导轨迹是混合型，说明了多单位、多岗位历练对
于干部成长和晋升的重要性，很多县领导的成长其实是党组织刻意培养的结果，这就是国外学者称之为的“庇护性”成长和“政党赞助式”流动培养（李博柏，魏昂德，2008：224—227）。干部的混合型轨迹说明，单位流动有助于开阔干部视野，增进干部能力，使得干部能够累积更多的资源和人脉，从而更有利于干部的成长和晋升。

在中县，围绕副科级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隐性台阶问题。所谓隐性台阶就是同一级别内的不同职务设置，也就是通俗讲的级别不变，职务却老变，打圈转。其实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环境中，各级副职都存在隐性台阶问题，而具体到中县，则在副科级和副处级上表现比较明显。隐性台阶的产生主要和级别设置以及职务设置有关。对于中县干部结构的四层金字塔来说，根基是人员众多的股级干部。作为第一层的副科级，必然要求放置相当多的板凳，才能让干部有位置可坐，同时，副科级干部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和具体工作的实施者，各个机构的职能多元化也要求多设置副科级职务和岗位，不然就会出现活无人干的局面。

隐性台阶的弊端是导致一些优秀干部无法脱颖而出，在隐性台阶中耗尽政治生命。根据对正科级一把手副科级轨迹的统计分析，他们需要 10 年才会提拔为副科级，这样，一个 22 岁的大学毕业生，到 32 岁左右会被提拔为副科级。如果分在乡镇，根据惯例，一般一个隐性台阶需要 3 年左右，8 个隐性台阶走完，需要 24 年，也就是到 56 岁才会被提拔为副书记。而中县副科级的一刀切年龄是 52 岁，也就是隐性台阶还没有走完，仕途就要结束，政治生命就已经耗尽。隐性台阶再加上一些时期几年不动干部，都会大大影响干部的成长。

8：干部摇篮：
中国政治体系的一大特点就是机构和岗位出产干部的不均衡性，一些机构和岗位产生了干部流，不断吸收和输送干部；一些机构和岗位则是一潭死水，干部基本不流动。多出干部的机构和岗位有这些特点：一是权力和资源丰富，在一个区域的位置重要。二是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动机制：组织部门会把能力强、素质高的干部放在这些位置，经过几年历练后，委以更高的重任，从而形成了优势累积效应。这就是中国干部政治生涯中的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双关”）机制，即产生干部的摇篮。

从全县的角度看，中县出产干部比较多的关键机构有：
党群口：县委办，组织部，纪委，政法委，宣传部，团县委。
政府口：政府办，林业局，教育局，卫生局，农业局。
政法口：公检法部门
乡镇：重点镇
由于公检法部门和垂直部门行业壁垒坚固，和地方干部交流不多，因此不在本节的研究范围之内。同时，县委办和政府办性质职能以及出产干部都有类似的地方，因此放在一块考察。

一、县委办和政府办
县委办和政府办统称“两办”，分别是中县县委和县政府的办事机构，是中县两大权力核心所在地。县委办是县委的综合办事机构，内设机构有：综合科，秘书科，信息科，督察室，目标办，政研室，并入的有机要局和保密局。

县政府办则是协助县政府领导同志处理县政府日常工作的综合办事机构。内设机构有：综合科，秘书科，目标科，信息科，农经科，经贸科，社会发展科，档案科，督查室，经济体制改革科。并入的有民宗局、外侨办和法制办。

两办干部成长的特点是：提拔快，流动快，而且大多委以重任。很多干部说，只要进了两办，最低也是副科级干部，一般都能成为正科级干部。两办是官员的孵化器，很多干部历练几年就要出去，从而使其一直保持较高的流动状态。

两办为什么多出干部？因素大致有：
1．高进高出。两办再筛选机制一般把乡镇或者县直单位表现好的，基本培养成熟的干部选拔进来，进来就可以用，从而避免了再培养的麻烦。这个再筛选程序一般比较严格，比如县委办就曾经有过这样的选人标准：能写的，能吃苦的，农村出身的，相貌端庄的。政府办曾经为了选拔一个通讯员 ，经过了 3 次海选，费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而且这些人员一般还试用半年到 1 年，如果表现不好，则退回原单位，这就使得留下来的基本都是精英。

2．高端历练。两办作为县里的权力中心，其干部的实践锻炼和眼界视野都是高端的。同时作为综合协调部门，要参与很多县里的重大活动，要组织县里的各种重要会议，要撰写各种指导性文件和深度调研报告，要解决很多重大和棘手问题，这些实践和视野都是其它单位无法比拟的。

3．服务领导。两办是直接为县委县政府领导服务的，是领导身边的人，在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学到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够感悟很多领导艺术，能力和素质无形中就能得到很大提高。西方有一句谚语：你经常和谁在一起，你就是什么样的人。经常和县领导在一起，潜移默化中就具备了领导的素质。同时，服务领导，既有功劳也有苦劳，领导也知根知底，这样，一旦有提拔机会，两办的干部肯定是领导首先想到的。不少县领导都会为服务自己的干部晋升积极打招呼和运作，这既是两办的惯例之一，也是人之常情。

二、党委口：组织部和纪委
在中县，组织部和纪委是县委的两大核心部门，一个管干部选拔，一个给干部惩罚。很多干部形象地称这两个部门职能是：一个戴帽，一个摘帽。

组织部是县委主管全县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干部调整、考核和配备，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部教育，组织人事制度改革，知识分子工作，公务员制度实施等等。内设机构有：干部科，组织科，办公室，青年干部科，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干部监督科，组织员办公室，并入的有县直工委，管理老干部局和党员干部培训基地。

纪委和监察局合署办公，实行一套机构，两个牌子。纪委监察是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的职能部门，对县委全面负责。其主要职责是：党风廉政建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行政监察，违纪违法的查处，党风党纪政纪教育等等。其内设机构有：办公室，监察室，宣教调研室，执法监察室，第一纪检监察室，第二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信访室等。管理党员宣教基地，也就是对党员干部实施双规的地方。

组织部为什么多出干部？其主要因素有：
1．部门优势。组织部本身就负责干部的考察、选拔和配备，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多出干部自是顺理成章。同时，组织部的工作特点往往要求干部严肃、认真和稳重，不能跑风漏气，不能乱说乱讲，纪律性比较强，这些都和领导素质相合。一位组织部出来的副县长说，其没有进组织部之前，爱说爱笑，进去之后，几年下来，性格大变，不苟言笑，但也稳重成熟很多。

2．高进高出。组织部进人也是再筛选机制，甄补干部比较严格。同时由于主管干部，对干部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样就能把一些能力强，素质高的干部选拔进组织部。一位组织部副部长说，分配时代的大学生，是党员的，做过学生干部的，组织部都会很留意，并会选择一些优秀的留到部里。同时，组织部的领导往往也有意识鼓励部下流动。一位组织部长曾对组织部的干部说，组织部是人生路上的一座凉亭，不是归宿，锻炼后是为了更好的走路。这种高流动率也是其出干部的重要原因。

纪委多出干部是近几年的事情，主要原因是其内部领导岗位多。

三、政府口：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
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都是县政府的重要工作部门 。
林业局是主管全县林业工作的县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机构有：营林股，经济林股等。
教育局是主管全县教育体育事业的县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机构有：办公室，人事股，计划财务股，基础教育股，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股，师资培训股，体育股等等。
农业局是主管全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县政府工作部门，内设机构有：办公室，人事劳动股，科技教育股，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农业生产股，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股，农业政策法规股，市场与经济信息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

林业局、教育局和农业局出产干部的特点是：它们是干部工作的第一个单位，毕业后根据专业对口的原则往往分在这些部门。同时，这些部门都是干部们政治生涯的起点和股级干部阶段，是他们的“专业化”成长阶段。

农林、教育职能部门为什么产出干部相对较多？主要因素有：
1．院校分布和专业分配。从前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县干部主要是北山市域内的地方精英。1978 年以来，河夏林校、南山林校、中天林校以及北山农校、北山农机校，还有北山地区的四个师范学校，每年都招收相当数量的学生，起到了精英收割器和孵化器的作用，而其它系统则没有或者缺乏相应的精英学校。这些学生分配时遵循“专业对口”原则，大多分在农林和教育系统，这是这些系统出干部多的根本因素和源头因素。

2．学历干部聚集。农林和教育系统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是知识型干部扎堆的地方。同时，不少干部都遇到了 1984 年前后的机构改革，当时大幅度提拔文凭干部，这些系统由于学历干部聚集，肯定要多出不少干部。特别是教育系统，如果把教师出身的也统计进来，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出干部第一的地方了。

3．地方需要。对于农业为主的中县来说，农林和教育干部是地方发展所急需的人才资源。时势造英雄，一个地方发展需要什么类型的干部，就必然导致此类型干部的崛起。对于农林和教育系统的干部来说，容易做出成绩，因此也容易脱颖而出，从而走上领导岗位。

财政局、人劳局和计生委在中县政府系统中地位显赫，特别是财政局，堪称第一大局，为什么出干部不多？

这是因为这些局权力和资源多，在县里地位高，待遇好，干部一旦进入，都不愿意出来，结果导致干部积压，进步反而慢了。不少干部说，财政局的一些干部宁肯做股长，也不愿意到别的局做副局长或者到乡镇做副职。因为出来容易，进去难，一旦流动出来，回去就很难了。

四、 共青团县委
共青团中县县委是中县青年干部的摇篮，这是由团的职能和使命决定的。其内设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学校少年部，工农青年部等。

团县委为什么出干部？主要因素有：
1．组织特点和职责使命。团的章程明确决定，团的组织任务之一就是“不断为党和国家输送年轻干部”，这使得共青团组织成为精英孵化器，并网聚五湖四海的干部。

2．年龄优势。从历任团县委书记的年龄就可以看出，他们出任书记时基本都是30岁以下，1名甚至才22岁。而团县委书记的级别是正科级，副书记是副科级，这意味着他们的同龄群仕途刚刚起步，他们就已经是副科级或者正科级，显然，这远远的把同龄群甩在了后面。而1978年以来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更是为共青团系统出干部提供了政策依据。

3．年龄限制。共青团组织和其它组织差别很大的一点就是，它的领导人的年龄上限制定的很低，并且年龄到顶就必须转岗，这使得其领导位置一直保持很高的流动率。1982 年 5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团中央《关于各级团委领导干部年龄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四、团县委：书记一般不超过三十岁，副书记一般不超过二十八岁。五、公社(乡、镇)团委：正副书记一般在二十五岁左右。”2008 年 11 月，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共青团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新任团县（市、区）委书记及相应级别的团委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 30 周岁，副书记年龄一般不超过 28 周岁，书记、副书记在岗年龄一般不超过 33 周岁。”这意味着团县委书记、副书记年满 33岁时必须转岗，而从中县历任团县委书记的情况来看，确实较好地执行了这一规定。

4．干部资源丰富。从历任团县委书记来看，他们大多拥有相当多的政治资源和关系网络，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出任团县委书记，而且对他们整个仕途都会有影响。同时，共青团是青年干部脱颖而出的合法渠道，很多领导干部对此都有共识，不少干部子弟和关系子弟都会积极借助这个渠道。

5．团干部的特点。团县委本身没有多少权力，这使得其领导干部必须多方筹划，多方协调，从而能力全面，组织协调能力强。同时清水衙门，相对也比较廉洁。团的干部一般学历较高，大多是学生干部出身，政治社会化较早。这些都有助于其脱颖而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近些年，县乡共青团职能有弱化趋势，由于权力资源不大，很多团干部反映没事干。其输送干部的职能也弱化很多，2007 年到 2009 年，中县团县委只有 1 名副书记和 1 名办公室主任，班子都配备的不全。


五、乡镇
乡镇是县里的一级政府，负责几万人的生计和发展问题，在县里的地位举足轻重。乡镇是基层，是一线，而我党素有从基层，从一线提拔干部的传统。乡镇经济的崛起，其财力也是县里其它单位无法比拟的，这些都使得乡镇成为县乡干部的摇篮。


很多干部讲，1980 年代，乡镇条件很苦，道路也不方便，不少人就业都首选县城。就业后也不愿意流动到乡镇，组织部门为了鼓励干部到乡镇工作，提拔干部就采取对乡镇倾斜的政策，但即使如此，不少干部仍然不愿下去。但 2000 年以来，随着乡镇条件的改变，加上乡镇干部晋升的快，现在很多县直干部都争着下乡，这是县乡干部流动的一个大逆转。


乡镇为什么多出干部？主要因素有：
1．组织部门用人导向。组织部门一直都有很明确的用人导向，就是从基层，从一线提拔干部，并且在分配晋升指标时向乡镇倾斜。这既是鼓励干部到乡镇工作，也是对基层一线干部的安慰和补偿。

2．乡镇职位结构。乡镇中层干部职位有 10 多个，领导职位也有 10 多个。而很多县直部门，中层职位和领导职位一般只有几个，一个乡镇的职位比几个县直部门都还要多，这使得乡镇的晋升空间比县直部门大得多。

3．乡镇干部结构。由于很多人初职大多选择县直部门，使得这些单位积压了很多人才，晋升只能论资排辈，慢慢熬。而乡镇干部资源相对较少，积压也较少，使得干部晋升机会比县直大得多。

4．乡镇工作特点。乡镇是综合全面工作，可以使干部得到全方面的锻炼。乡镇直接面对群众，经常面对急事、难事和麻烦事，很多事情是县直部门工作的干部无法想象也是遇不到的。我在西城乡时，一位副乡长说，一次他带队清理河道非法沙场，由于沙场有派出所长的股份，他刚到不久，就过来 10 多部车，从车上下来几十个身着黑衣的黑社会人员，把他们几个干部团团围着，他当时吓的脸都白了。很多干部说，只要在乡镇干过，县直部门的工作拿下来都没有问题。同时乡镇干部很忙，县直干部很闲，也是中县由来已久的工作生态了。

乡镇出干部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不均衡性。中县的乡镇根据人口、面积和财政状况可以分为重点乡镇、中等乡镇和一般乡镇，一般来说，重点乡镇出干部多一些，一般乡镇出干部少一些，这一点在乡镇党委书记的仕途发展上表现的尤其明显。1978 年以来，重点乡镇的党委书记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出县领导，而一般乡镇的党委书记基本不出县领导，呈现非常明显的“嫌贫爱富”模式。

9：关键岗位：
从中县的实际来看，只有关键机构的关键岗位才是多出干部的地方。这种“双关”现象和机制是干部政治生涯中的重要现象。


一、关键岗位分布
下面是中县不同级别的关键岗位分布：
处级：县委书记，县长
副处级：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县委办主任，公检法一把手。
正科级：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大局局长，党群部委办正职或副职，团县委书记。
副科级：县直常务副职，乡镇副职，党群部委办副科级职务，两办秘书。
股级：关键机构的关键股级职位，比如，两办综合科、秘书科，组织部干部科，宣传部新闻科，财政局预算科，计生委统计股，发改委国民经济股，乡镇党政办主任等等。而各个机构的办公室主任一般都是关键岗位，成为中国官场富有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


二、秘书
秘书岗位是各级党政机关的关键岗位，是培养干部的摇篮,这是我党重要的组织实践和用人导向之一。秘书工作人员是领导同志的工作助手，秘书工作是党政机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秘书的6大作用，即“枢纽作用、助手作用、参谋作用、信息耳目作用、协调作用、门面窗口作用”。从中国党政机关的实际来看，各级都存在秘书人员，从而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个庞大群体。


为什么秘书岗位多出干部？主要因素有：
1．多层筛选。从很多做过秘书的干部的履历来看，其刚参加工作之初都是办事员或者干事，经过一段磨练，崭露头角之后才成为秘书。也就是秘书岗位人员的确定是一种再筛选或者多层筛选机制，往往是一些能力强、素质高的人才被筛选为秘书，特别是县委办和政府办的秘书，更是要求甚苛，条件甚严，无论能力素质，还是相貌等等，都是层层把关的，这样就保证了秘书人员的精英性质。

2．学历因素。从秘书出身的干部来看，基本都是学校毕业，拥有文凭和学历，而且大多文字功底深厚，不少都有年龄优势，这都和1978年以来干部的“四化”方针相契合。因此秘书岗位多出干部也是新时期干部路线的一种具体体现。

3．岗位特点。秘书岗位具有综合性、协调性和枢纽性。秘书要办文、办事、办会，要和多个单位和多种类型干部打交道，这其中都会获得行政经验、方法，领导艺术，会积聚人脉资源，会开拓视野。经过几年秘书锻炼的干部，往往更能适应中国的政治现实，会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成长得更快。“秘书的快速晋升优势不仅在于其和首长亲近的关系纽带，还在于他们拥有适合中国政治系统特性的技能。”

4．服务领导。也就是中县人所说的“大人手下长大人”，秘书是领导身边的人，一方面领导会有意识的传授，另一方面秘书在日常服务中也会不断学习和感悟。同时，秘书和领导往往形成一种庇护性关系，领导因为了解秘书，同时感念其服务的辛苦，往往会为秘书的提拔和晋升多多考虑和筹划，这是很多秘书进步快的重要因素。对于很多秘书来说，这种庇护性关系会很长时间影响其政治生涯。同时，中国政治文化中有荐举和提携后辈之传统，很多领导也都负有发现人才，培养干部的职责，对于很多领导来说，其门生和秘书如果出类拔萃，走上领导岗位，对其也是添光加彩的行为，对其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往往也有助益。而对于很多秘书来说，往往领导的筹划和打招呼，会加速其成长。


秘书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的群体。其特殊地位主要体现在处于权力通道上，往往是领导参阅信息和约见人员的把门者。同时，秘书在完成领导交办的事情时，具有影子领导的性质，加上秘书服务的领导往往是权力和资源丰富的一把手，这些都赋予秘书特殊的地位，往往在政治丛林中被高看。同时，从秘书的权力形态来看，主要是执行权，同时也有领导决策权的部分延伸，是一种隐性权力。这种隐性权力一方面取决于其服务领导的权力大小，同时也看秘书如何行使，这也就是中县官场所说的“会不会干”。


秘书经历对干部的仕途影响是多态而又复杂的，一旦做了领导秘书，政治生命往往随着领导的政治生命而沉浮。而对于秘书来说，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职位，也会出很多问题，现在不时曝光的秘书腐败，就是例证。同时，秘书如果卷入政治纷争，还会成为牺牲品。秘书和领导的关系，既有共存共荣的一面，也有互相为害的另一面。


三、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岗位是各级党政机关的关键岗位，是领导干部晋升的重要平台，是产生干部的摇篮之一。中国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中不少都是办公室主任出身，从而形成了干部群体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办公室主任”现象。


作为综合协调部门，办公室具有“承上启下、沟通内外、协调左右、联系各方”的职能，“办公室作为党委、政府的智囊机构，是沟通上下的咽喉，是联系左右的纽带和传送信息的中枢，是领导工作、决策的‘外脑’，既是党委、政府的‘联络部’、‘后勤部’、‘参谋部’，又是‘作战部’”。而办公室主任作为办公室的领导，其岗位重要性自是可想而知。


为什么办公室主任职位多出干部？ 其因素和秘书岗位类似。一般来说，办公室主任也是再筛选或者层层筛选而来，选拔的都是能力强，素质高，经验丰富，具有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干部。同时办公室作为单位的枢纽、咽喉，信息的信道，指挥的中心，位置重要，干部在这个位置上往往锻炼很大，能力和素质都会提高很多。加上办公室主任都是领导信赖和了解的人，服务领导几年下来，功劳苦劳都有，这样在晋升时肯定具有优势。


办公室主任很不好干，很累。这个职位需要精通人情世故，左右逢源、八面玲珑，需要精干而圆通，需要精通各种官场规则。可以说办公室主任岗位需要的也是基层官场需要的。一些干部总结办公室主任职位特点，认为干好需要：能量大、肚量大、酒量大。既要让领导满意，也需要让群众不生气，很需要领导艺术。所以，办公室主任职位更多是一种历练，干得好就脱颖而出，干不好则领导生气，群众埋怨而湮没无闻。


对此，一位办公室主任写出了其上任时，也是办公室主任出身的局长对其的教导：
一马当先，就是对局长的指示要惟命是从不折不扣地执行，凡事要冲在最前面。比方说，上级要求党员干部参加义务劳动，我们几个局长都太忙，有很多大事要处理，办公室主任要带领机关干部到最艰苦的地方，清理卫生死角，要浑身汗湿透，满脸脏兮兮，起模范带头作用。写总结时，要夸大劳动成果，明明只清理两平车垃圾，要上报两汽车，要突出领导的成绩，明明局长没参加，要上报全体领导个个汗流浃背。

二厢站立，就是局长在接待客人时，办公室主任要垂手而立站在一旁，递烟倒茶眼头要活。比方说，留客人吃饭，办公室主任要跑饭店、定房间、购烟酒，然后在门口迎接领导和客人，主动上前开车门，用手护住领导的秃头，防止发生流血事件。喝酒的时候，要频频敬酒，领导不能喝的时候，主动接过领导的杯子，菜上得慢的时候，要主动去催菜，看到冷场的时候，要会调节气氛，要让客人喝倒，领导喝好。

三餐无味，就是一日三餐要围着领导转，为领导的膳食搞好服务。比方说，无论你正在吃饭或睡觉，领导一个电话，你要立马赶到。领导几点钟吃饭，吃什么饭要心中有数，要主动打好饭送到局长办公室，吃完了，要帮领导洗碗。要把领导的家事当作自己的事，局长的爹死了，要像自己的爹死了一样，甚至比自己的爹死了还要伤心，要组织全局人员去吊唁，要提醒大家封多少礼、烧多少钱，不但要让领导满意，还要让领导家人满意。

四肢无力，就是深夜回到家，要感觉浑身乏力。比方说，牙懒得刷，脸懒得洗，脚懒得烫，衣服懒得脱，只有感觉到乏，才能让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休息好了，第二天才能更好地工作。

五体投地，就是对局长的一言一行要有敬佩之意，维护局长的威严。比方说，局长讲话要带头鼓掌，局长唱歌要首先叫好，局长跳舞要顶礼夸赞，局长写书法要立即索要恭敬收藏，陪局长打麻将要带头放炮。

六亲不认，就是要善于揣摩局长的心事，局长的指示，对的要执行，错的也要执行，局长说不能办的事坚决不办。比方说，老李娶儿媳妇要借局长小车，要想方设法搪塞，但不能不借，机关不是有面包车吗？老张迟到了，要狠狠批评坚决处分，要让他去找局长，把人情留给局长。常在局长身边，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局长的私事，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守口如瓶，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就是对自己老婆也不能透露半句。

七上八下，就是对局长常怀一颗感恩之心，要虚怀若谷谦虚谨慎。比方说，局长高兴时不能惹局长生气，局长生气时要想办法让局长高兴。要正确处理局长与副局长、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要善于补台不能拆台。得到局长表扬，不能骄傲，那是领导栽培。得到局长批评，要虚心接受态度诚恳，平时要时刻检点自己。须知，局长的批评是对你的爱护，说明你还能进步。

九九归一，就是一切成绩归局长，错误归自己；先进归局长，后进归自己；荣誉归局长，困难归自己；功劳归局长，过错归自己；人情归局长，原则归自己；利益归局长，责任归自己；能力归局长，平庸归自己；奖励归局长，惩罚归自己；总之，好处归局长，害处归自己。

一个地方的发展，一把手是关键，因此很多干部称地方经济为“一把手经济”。而一把手经济中，关键是一把手的发展理念和思路，“理念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大形势，大方向的把握正确，加上稳健的思路和工作作风，往往能加速一个地方的发展。

1978 年以来，中国党政系统实行了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干部体制，政绩在干部的仕途中起基础性的作用，这也就是常说的“有为才有位”。中县对干部治理的主要方法是目标管理，也就是政绩考核。从 1985 年开始，中县对乡镇领导和县直领导逐步建立了完整的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和目标分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则会对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然后根据得分情况进行排名，并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奖励先进，惩罚落后。这种任务层层分解以及量化目标层层分配，是中国行政管理的一场革命，等于是建立了行政分权和行政激励相结合的自上而下的政绩指挥体系。通过在干部中引入竞赛机制和数字目管理，并在干部面前悬挂晋升这一大旗，从而为干部创造政绩注入了强激励，构成了了地方发展的制度性基础。

政绩同构意味着一旦一个任务纳入目标考核体系，就会成为各级政府共同的工作目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既是国家能力的一种表达，也是中国举国体制的一种体现。它既可以解释为什么30 年来中国地方翻天覆地的巨变，也可解释为什么虚假政绩和政绩工程不断出现，因此，它导致地方的很多成就和问题都是全局性的。

1978 年以来，我国党政系统实行了一种激励和惩罚并用，并以激励为主的政绩型干部管理体制。这种体制通过任务分解、锦标赛排名以及奖优惩汰，并伴以观摩、检查和督察等方式来实施。2008年北山市秸秆禁烧政策的实施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体制的运行逻辑。2008 年是奥运之年，秸秆禁烧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下达，当时北山市对 13 个县市进行排名，奖励先进，惩罚落后。同时，派出督察组到各县市进行督察，发现一起着火点从县财政扣掉 30 万。而在市长带队的督察中，两个乡镇因为着火点多，结果乡镇党委书记就地免职，并在《北山日报》进行通报，在这样的硬措施面前，各个县市全力禁烧。

这种激励为主的政绩型治理体制，激励主要通过政治激励、经济激励和社会激励等方式进行。
政治激励主要是晋升，经济激励则是财政资金下拨或者奖金等，社会激励则是授予各种荣誉奖章。在这些激励方式中，晋升等政治激励是最强的，它可以最充分的调动干部创造政绩的积极性。面对各种排名，面对恩威并用的奖励和惩罚，面对各种大会表彰发言，或者惩罚性检讨，每个领导干部都如过江之鲤，争先恐后。

凭政绩用干部的导向，一定会带来政绩真伪的问题。而政绩真伪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中县，一个领导干部，为了晋升，必须要有为，要干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来。而这其中的实际内容却是真假都有，这中间既有官员的智慧和手腕，更有晋升竞争中的博弈。
不少地方乡镇政府办企业都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环保，比如管理等等，有些企业由于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差，很快全部倒闭，设备作为破烂出售，而兴办企业的资金来源一是银行贷款，二是农业税和农业提留，三是干部和群众集资，四是国家下拨的项目资金。这种乡镇政府和村直接投资兴办企业，然后亏损的模式造成了很多后果：一是乡村的巨额债务，到现在都是乡镇发展的沉重包袱。二是加剧了干群紧张关系，增加了农民负担，这些亏损很多都转嫁到了农民头上，这是那几年农民负担沉重的重要原因。各个乡镇圈起了很多大院，美其名曰：工业小区、工贸小区。除了一些用于观摩的有设备外，其它都是空场空院，当时一位县委领导总结说：远看雾糟糟，近看空牢牢，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甚至一些乡镇在县里检查的时候故意在大院内焚烧，作为兴办工业的证据，完全是一片乌烟瘴气。更多的乡镇是在观摩的时候开动一下机器，观摩结束则生产也随之结束。

为了发展蔬菜产业，当时的南方镇党政领导班子全体出动，到全国各地考察市场，到了上海，发现五彩椒竟然卖到了 4 元/斤，大家一致认为可行，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回来后，就在南方镇农业示范区种植了几千亩五彩椒，镇里实行 4.6 角/斤保护价收购。当年五彩椒长势很好，大获丰收，镇里很多干部都认为当年一定会大赚一笔。当时一位副镇长带队，一下子就往上海发了 6 大卡车的五彩椒，结果到了以后，干部们想到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上海市场充满了海南的五彩椒，又大又漂亮，而价格竟只有 4 角。市场不相信眼泪，这位副镇长傻了眼，给镇党委书记打了多次电话，请示问怎么办。是卖还是拉回？在煎熬的几天中，在满上海寻找价格高一点的市场中，五彩椒开始腐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好的低价出售，剩下的在半夜的时候，全部倒入了黄浦江。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关系”极为紧要，是中国政治运行的基本机制之一，也是中国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一。
同时，在中国，运行良好的政治体系，一定是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良好结合，两者互相缠绕，不可或缺。1978 年以来，中国干部体制有二条主线，一是制度的推进和累积；二是关系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悖论。在中国县乡干部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晋升中，能力（政绩）、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是最为重要的几个关键因素，一个干部的成长和晋升往往是这几个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也是官方话语“德才兼备”的具体表达。

在这几个因素，关系在干部的仕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候甚至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1：政治家族
政治家族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政治现象，遍布于各种政体。在当代中国的县级政治中，可以说每个县都存在政治家族现象，中县也不例外。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子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份也更多。而平民子弟可能就没有架子，或者没有那么多的阳光和雨水。

政治家族的弊端，一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背后常常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也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二是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三是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极其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一位中层干部说：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

2：关系网：
在中县官场，关系主要有血亲、姻亲、干亲、同乡、同事、同学、战友等等。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关系网的连接方式：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喝酒是中县官场的兴奋剂，是干部交往最常用的媒介。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从这个意义上说，酒场是软化僵硬官僚体系的化学剂，是政治体系良好运行的润滑剂，而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很多论文资料都是酒场上获得的。

从喝酒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个干部的关系网，因为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我说：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而当我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 11 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不少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为什么行政费用如此之高，这是重要的原因。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郑州，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比如为了争取高铁通过中县，中县的县领导几次到重庆做工作，而带的礼物之一就是北山市某县的化石，当时县领导特意让家在某县的一副县长负责弄到这个礼物，说是政治任务。而在中县，送礼物的形式之一，就是领导调动时，一般都要送一些具有某种含义的礼物，一些县领导办公室中，常常会发现单位或者个人送的下列礼物：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胸怀天下，前途远大；奔马，象征事业奋进；带角的铜牛，象征稳健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等等。当然，一些玉制品、好烟好酒和茶叶也很常见。对于货币、礼金，除了晋升和办事送之外，中县的惯例是，春节前，一些下属单位和乡镇要给领导送红包，一般 1—2 千元。

中县干部的关系运作，都是发生在“有事”的时候，比如谋求晋升、办事，或者看病、孩子上学等等。干部平时编织关系、维持关系，目的就是一旦有事的时候动用关系。在当下的中国县乡干部仕途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过度竞争”，也就是位置少，竞争者众，这一方面使得组织可以优中选优，把更有本事，更有能力的干部选拔上来；另外一方面则造成关系运作的盛行。
从中县干部的仕途关系运作来看，基本呈现“下推上拉”模式，所谓下推就是群众基础要好，考核要好，单位领导也要推荐自己。所谓上拉就是需要找县以上的领导，来给县里的主要领导打招呼。这种“推拉”运作后，再针对县里的主要领导运作，这样三方运作，多因素合力，才能使得仕途通畅。一个干部的仕途发展，往往是多次关系运作的结果

2002 年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是我国干部政策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举措，对于县乡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条例中，提出干部选拔
任用中的“民主推荐”的规定和程序：‚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民主推荐包括会议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民主推荐制度的实施，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干部选拔中“少数人说了算”，“少数人选少数人”的惯例，而是尊重民意，集体决策，“多数人说了算”，“多数人选干部”，整个改变了县乡政治生态和干部晋升规则。


民主推荐，按中县干部的说法，就是投票，票多者当选。票决制的思路就是认为一些品行败坏，能力低下的干部不能获得多数投票，能够更好地淘汰干部群体中的害群之马。因此这是个淘汰劣者的制度设计。但民主推荐也是一个关系面向的制度设计，它使得干部必须拉关系，找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投票。

在拉票之前，每位乡镇党委书记都会把对方拉票核心圈以及对方的亲戚朋友、关系密切之人排除在外，因为肯定拉不过来。分工之后，拉票的方式有：请客和送红包。送红包一般在投票
之前进行，一般的正科级一般 1000 元，县领导一般 2000 元，主要领导那就要更多一些。中县 260多名正科级以上干部，虽然不会每个人都送，但大部分肯定都要送，一位曾经拉票的镇党委书记说：拉票现在在中县很普遍，全部都要拉，公开的，都要拉，不拉就是放弃。拉了不一定能整成，不拉百分之百整不成。我当时拉票是 6—7 年前，当时 500 元左右，按照正科级名单，一个一个挨家送。


请客则是培养感情的方式，很多党委书记知道，光送红包还不行，必须经常来往，培养感情，既是尊重，又是互相了解，这样才能保证投自己一票。很多干部说，一个干部给我送了 1 千元，另外一个干部只打了个招呼，即使另外一个干部更有能力，我投票给谁？肯定是投给我送 1 千元的那位，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家付出的回报嘛。


民主推荐制度及票决制在中县运行中产生了一些弊端：一是拉票行为的普遍化。二是拉票行为导致的庞大资金消耗，很多干部说，为了拉票，一位乡镇党委书记一年需要消耗 30—50 万元，所以，如果一个乡镇连续几年产生处级干部，那么这个乡镇一定有很大的财政窟窿，中县的大门镇以及白阁镇，就是例证，现在都有很大的财政债务。三是给干部仕途和身体带来了隐患，拉票肯定是公款行为，一旦查出，干部仕途就会结束，同时拉票需要不断的请客，对身体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县一位拉了 3 年票的党委书记曾经说，如果再不成功，他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四是使得一些公关型干部胜出，使得一些善于拉关系的干部脱颖而出，从而可能埋没一些实干的，不会拉关系的干部。五是败坏了党风和党的形象，助长了腐败和不正之风。


“年龄是个宝，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这是一个在中县乃至在全国官场都流行的段子。虽然有些夸大，但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重要作用。


1978 年以来，在干部体制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大环境下，为什么关系会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悖论。根据很多中县干部的看法，因素大致有：
一、市场经济的影响，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市场化，而干部仕途市场化的一大表现就是关系的盛行，一些干部甚至提出了“官场经营”的概念，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1980 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拉关系，而现在，经济的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二、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 1 万多名干部，却只有 30 多个副处岗位和 4 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

三、关系的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一位乡镇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只要找对人打招呼，是真的起作用。”

四、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人情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儒家政治文化讲人情，讲和谐，讲互惠，鼓励提携后辈，这是很多领导打招呼的重要原因，也是关系盛行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五、制度和规则的实施问题。当我就制度和关系悖论征求一位原县委常委的意见时，他说：一是政策梗阻，很多制度规章下面不实施；二是领导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地利用政策规定，
比如我所知道的，一些县委书记在干部调整时，都是先确定人选，定好盘子，然后交给组织部门考核，等于选拔任用程序完全颠倒了。

干部问题：

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经济问题逐步成为干部问题的主要类型，占了干部问题类型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各种政治问题，而男女作风问题则呈弱化趋势。

从被查处的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性质来看，党政领导干部占了大多数，占了 77%，其次是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这充分说明纪委是党的内部监督部门，是党要管党的重要体现。同时也说明，干部的违法违纪和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紧密相关，党政机关和企业是权力和经济资源的集中地，而权力和经济资源相对较少的事业单位，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之少，形成了强烈对比。当然，这也和事业单位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相对少一些有很大关系。

纪委办案的线索来源主要是各种举报，大致占到 80%以上。其他线索来源包括查办案件中发现的案中案，上级部门交办以及领导批示查处等等。如果说政治运动式的反腐是明的群众监督，举报则是潜于水下的群众监督，看似水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做官之要在于做人。一个有道德，各种关系处理良好，又具有政治智慧的官员基本上是安全的。一位中县纪委领导说，举报的都查不过来，怎么可能主动出击呢？所以，越没有人举报，或者越较少的人举报，一位官员的安全指数也就越高。而如何不被人举报，如何少得罪人，则是一个官员的立身之基。

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一般来说是三类：
一是私欲泛滥，贪腐问题较重，臭名远扬而被纪检部门掌握实质性问题的；
二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是具有重大人格缺陷，处处结怨，得罪人太苦的。而这三类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的。而中县纪委的一位领导却说，所有被查处的干部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其有实质性问题被纪检部门掌握，那么，翻船就是早晚的事了。而从纪检部门内部来看，存在一个问题域，也就是哪些领域容易出问题，有经验的纪检干部一看就知，比如：交通领域，工程领域，土地领域，人事领域，矿产领域，后勤领域等等，与之相对的就是这些职位：交通局长、土地局长、教育局长、事务局局长等，这些领域可以称为机构性腐败或者体制性腐败，这些职位也被称为危险性职位或者高危性职位，其特点就是权力大，资源多，监督少，规范少。

纪委收到举报信后，会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核，在这个阶段，大量举报信会进入纪委的死亡档案中而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很少的部分会进入纪委的常委会议，讨论是否进行下一步的调查，而如果涉及到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还必须上报给纪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由县委常委讨论是否查处。而如果对干部采取双规措施，则一般意味着纪委掌握了这位干部的实质性问题。双规被纪委干部称为党内“家法”，虽然有不少弊端，却是极其有效的反腐利器，对于查处干部厥功甚伟。

与纪委的道高一尺相比，则是问题干部的魔高一丈。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干部的违法违纪和腐败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查处。在官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办事拿钱，办不成则退钱。一个收钱不办事的官员是最危险的，也是从政之大忌，会被认为人品都有大问题，翻船则是早晚的事。现在，官场有很多隐蔽的腐败心得，比如收钱必须两个人，绝对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尽量收熟人的钱等。尽量不拿现金，送银行卡，在礼物中夹带钱和银行卡等。所以，送给的礼物官员们一定会仔细检查，万不会借花献佛，转送了之，这些都是官场常识。现在，官场腐败早已超越送钱收钱的原始阶段，而是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在企业中占股份，或者让亲戚承包工程以及套取国家项目等等，既能挣大钱，又有合法性的外衣。官商一体已经成为县乡干部的重要特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向上升迁的金钱要么来自于自己兴办的实体，要么来自于企业商人的资助。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现今的县乡官场，是走不远的，这已经成为官场的通例，中县也不例外。

中县一些干部认为，对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查处，往往牵涉甚广，所以慎重查处干部也是主要领导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同时，不少干部认为，查处副科级以上干部确实会造成人人自危，严重影响稳定大局，影响干部干工作的积极性。更有一些干部认为，纪检干部就是踩着干部的尸体升迁上去的，其官帽子是血染成的。而且查处的往往是敢于做事的干部，其结果是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行，因为改革就是要突破常规，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违规违纪。因此，如何区分违规违纪和改革的界限，如何敢于改革而又不翻船，就成为考量纪检干部和改革干部政治智慧的重要手段。

在县乡过度竞争的仕途格局下，纪检监察制度提供了合法化清除仕途障碍的组织管道。与其他方式相比，收集竞争对手乃至政敌的违法违纪证据，然后密集性大当量地举报，不仅合法，而且可以根本性地摧毁对手，起到定点爆破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身在仕途之官人，大多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很多事情黑箱操作，很大的一方面就是怕受人以柄。同时，纪检监察制度也提供了打击异己的组织化管道，现在常见的实践就是政治问题经济化解决，也就是往往通过查处政敌的经济问题来达到打倒其目的，所以，经济问题的根源还是政治问题。在政治运动式反腐的过程中，很多因为政治问题被打倒的干部还有平反的可能，而在现今专门机构反腐的过程中，因为经济问题被打倒的干部基本没有平反的可能，因为古今中外，凡是贪腐问题皆在重大罪行之列，这就使得现在的反腐其实具有更加残酷的一面。而在机构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越来越显著的今天，如何划清问题干部的界限，如何在问题干部之间进行切割，也就是查到谁就停止，已经成为越来越考量纪检干部政治智慧的大问题。


1978 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作为治官之吏，越来越成为一个权势部门，特别是在县乡干部贪腐越来越严重的今天，纪检监察部门在干部仕途中的地位越发举足轻重，因此，如何与纪检监察部门搞好关系就越发成为干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种格局下，请纪检干部吃饭，给纪检干部送礼物红包乃至金钱贿赂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一些干部曾发牢骚说，一些刚到纪检部门工作没有几年的小年轻，就买车买房，凭什么？而与我关系甚厚的县计生办主任在一次请纪检干部吃饭的酒桌上说：“计生工作要搞好，一些违规的事情是少不了的，这就需要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要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一方面争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争取他们的理解。”

干部的经济问题以“钱”为中心，本质上是通过权力这一中介而非法的获利。其典型表现就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公款私用以及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等。1978 年以来，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经济问题越来越成为干部的主要问题类型。其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干部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这是基础性的因素。
二，干部的生活方式和应酬。现在中县的县乡主要干部大多穿名牌，著华服，专车出行，生活大多富足。同时应酬广泛，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开支很大。中县县长在一次参加红白喜事后感叹说，现在的标准都提高到了 500 元，而且平时不来往的，八杆子打不住的也都下请贴，如何吃得消啊？真是“富在深山有人知，穷在闹市无人理”啊。
三，更关键的是，现在干部仕途的每一步晋升，都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形成了“花钱晋升，晋升后捞钱”的恶性循环，并且形成了越往上晋升筹码越高的态势，这必然为干部的仕途埋下地雷，使得干部的经济问题一查一个准，并且层出不穷。除了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和政治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