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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读后感,以及部分原文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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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发表于 2022-3-18 19:51: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对于法家,一方面,作为被统治阶层,法意味着各种规矩的限制,人是向往自由的,但毕竟没办法回到原始社会,所以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并且,法律的制定,也可能成为统治阶层的工具,集权专制,公器私用,严刑峻法,株连九族,苛政猛于虎,如果统治阶层制定的法律只体现个人的意志,那么制定的法律也将会是恶法,造成各种顺民愚民政策,比如西藏以前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农奴如果敢反抗农奴主,触犯农奴主利益,农奴主便要按《十三法典》或其他法律,处以各种刑罚。包括:挖眼、刖足、砍手、推崖、溺水直至砍头等。还有如印度的种姓制度,贱民就连影子也有罪。就算在一些现代国家里面,一些法律政策的制定也同样可能造成人祸,比如苏联的政策曾导致乌克兰大饥荒;美国的禁酒令曾经导致美国黑社会的发展壮大和警察的日益腐败,犯罪率不断上升;还有如一些国家的毒品合法化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等等。

并且,每个国家的法又有所不同,比如有些国家是世袭,有些是选举,有些色情和大麻合法,有些废除了死刑,有些是一夫多妻,还有些则是政教合一等等,而这些都和我国都有所不同,在我看来,法不过是一小部分人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制定的规矩罢了。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我搞不好是要被韩非归类于五蠧之列的。在韩非的眼里,五蠹指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

但另一方面,虽然谁都向往自由,但我也赞同无规矩不成方圆,自由如果没有边界,那势必会侵犯到别人的自由,而且和统治阶层相比,普通民众的力量要远远小于权贵,倘若没有法制的保护,那更加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也是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也依赖于法的制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法家的理念,当初商鞅变法,为此不惜得罪太子,当时秦国太子犯法,商鞅直言自古变法不能成功基本上都是因为上层不遵守新法。现在太子犯法,那就要处理太子。最后因为是君王的儿子,所以不能用刑,但是教育太子的人要代替太子受罚。监督太子的赢虔被处于劓刑,教育太子的公孙贾被处于黥刑。太子犯法都被处理了,之后秦人才开始接受新法,商鞅变法才开始深入人心,但这也让商鞅成为孤臣,最后惨遭五马分尸。

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法也是一种保护,若没有法,臣强君弱,必有祸乱,正如书中所言,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君主身边的近臣太受宠信,比如秦国的灭亡也可以说是秦二世太崇信于赵高。同时,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国泰方能民安,国家如果混乱,自然容易引来他人觊觎,国家要想太平,则也离不开法制的建设。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乐也,国家的安定从来不能寄希望于别的国家不侵略自己,要让别的国家不敢侵略自己。

所以说,法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法律的制定也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往往需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变化,否则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很多法规其实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某段时间内是合理的,但是根据时代的发展,逐渐不合时宜;也有一些法规是合理的,但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转而把其变得不合理。我国2003年的“孙志刚案”催发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2012年的“唐慧案”则推动了劳动教养制度走向末路;2018年的宝马男被反杀事件则引发了正当防卫的改革。还有比如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即修改宪法,此次修宪,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罢工自由”才首次写入了宪法。1982年再度制定宪法,“罢工自由”被删除。这些都是法规的改变。

《韩非子》中也表示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农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并且,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乱世当用重典。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比如秦国商鞅变法,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改革,都是通过变法进行图强。

法家的理论有三个关键词,分别为法、术、势。法指的是公开颁布的法律法规,术指的是君主统治臣民的统治权术,势指的是权势,主要指君王统治权力。在法家理论中,有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的说法,慎到认为君王如果想实行法治,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否则人微言轻,即便聪明如尧舜,那也会连几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有了权势,昏庸如桀纣等人也能使天下大乱。申不害则侧重治国手段、领导艺术等,他更关注统治者如何控制和管理下属,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通过法令来管理手下,一类是通过权术手腕来管理。不过如果太重术则也可能沦为阴险伎俩,最后反而身败名裂。所以古人认为“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商鞅则详于法而略于术,但是法家主张的依法治国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很难实现。韩非则被称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把三人的理论融为一体,韩非认为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术和法缺一不可,都是称王天下必须具备的东西。”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都是不可以的。

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二个国家。晋国的旧法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已公布;晋君的旧法令没有收回,而韩君的新法令又已下达。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就增多了。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已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秦国的法律没有被荒废,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逼迫韩、魏的事件上。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打仗上。武王死,秦昭襄王继位,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穰侯却增加了陶邑的封地。应侯范雎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给他自己增加了汝南的封地。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

同时,他还认为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权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办事不超越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知道了不说,这是不告发罪过。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清楚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令规定:“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如果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房屋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是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适应。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秦国以法家为治国思想,迅速强大并最终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看了韩非的文章,曾说:“寡人若能见到此人,与他交游,便是死也没遗憾了。”可见法家思想对于秦国的魅力之大。但是,有人说秦国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秦二世而亡,陈胜吴广起义,最终导致秦国留下了一个暴秦的名声,所以后世汉代初期以黄老治国,休养生息,后续则开始独尊儒术,但尽管独尊儒术,实际上也依然是外儒内法,离不开法家。《韩非子》这本书被誉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它是写给统治阶层看的,古时不少帝王也都是让臣民崇尚儒家,而自己却潜心学习法家,《韩非子》与《资治通鉴》也曾被列为帝王的必读之书。所以,尽管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韩非子》一书也没有任何佚失,也可见其价值,而反观不少古籍,则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对于当时盛行一时的儒家和墨家,韩非也是有所批判的,他认为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现在一些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而且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

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臧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臧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只可惜,韩非虽有大才,却没有成就大功,从成绩来看,法家要属商鞅的成就最大。这并不是说商鞅要比韩非厉害,而在于他得到了明主。韩非第一不得明主,他是韩国公子,应该也有当韩王的可能性,所以也许他表现的越厉害,韩王就越忌惮。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第二不得其时,韩王不能用韩非之法,第二就算用韩非之法,重用韩非,但是当时离秦国灭韩也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而秦国则实际上已经变法了100年以上,国力相差太远,且嬴政时期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嬴政个人能力也要比韩王强,韩国是很难承受秦国的泰山压顶,就好像蜀汉刘备虽然得了诸葛亮,但依然第一个败亡,被人评论为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是一样的道理。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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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dmin 发表于 2022-3-18 20:38:13 | 显示全部楼层
《韩非子》 一书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文章首先两篇为《初见秦》和《存韩》,《初见秦》一文中所称“大王”,指的是秦昭襄王,但是,据史书记载,韩非在秦昭襄王时没有到过秦国,不可能向他上书;况且这篇文章主张灭韩,与韩非“存韩”的思想也不合,因此很难把它定为韩非的作品。《战国策·秦一策》也收录这篇文章,列为张仪的说词;其后又有范雎、蔡泽、吕不韦所作等说法,但目前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难言》之后的内容,讲诉了向人进言的困难以及伴君如伴虎,所以摘选部分如下:

难言:
难于进言的情况是:言辞和顺流畅,洋洋洒洒,就被认为是华而不实;恭敬诚恳,耿直周全,就被认为是笨拙而不成条理;广征博引,类推旁比,就被认为是空而无用;义微言约,直率简略而不加修饰,就被认为是出口伤人而不善辩说;激烈明快而无所顾忌,触及他人隐情,就被认为是中伤别人而不加谦让;宏大广博,高深莫测,就被认为是浮夸无用;谈论日常小事,琐碎陈说,就被认为是浅薄;言辞切近世俗,遵循常规,就被认为是贪生而奉承君主;言辞异于世俗,怪异不同众人,就被认为是荒唐;口才敏捷,富于文采,就被认为是不质朴;弃绝文献,诚朴陈说,就被认为是粗俗;动辄援引《诗》《书》,称道效法古代,就被认为是死记硬背。这些就是我难于进言并深感忧虑的原因。

所以法则虽然正确,未必被听取;道理虽然完美,未必被采用。大王若认为这些话不可信,轻则看成是说毁诽谤,重则使进言者遭到灾祸、死亡。所以伍子胥善于谋划而吴王杀了他,孔子善于游说而匡人围攻他,管仲确实贤能而鲁国囚禁他。这三个大夫难道不贤吗?但三处的君主不明智。上古有商汤,极其圣明;有伊尹,极其聪明。极其聪明的去进说极其圣明的,这样尚且多次进说不被采纳,还要亲自拿着炊具做厨师,亲近熟悉后,汤才知道他贤并重用了他。所以说:用最聪明的去进说最圣明的,未必一到就被接受,伊尹说汤就是这种情况;用聪明的去进说愚蠢的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进说殷纣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文王进说纣而纣囚禁了他;翼侯被烤死;鬼侯被做成肉干;比干被剖心;梅伯被剁成肉酱;管仲被捆绑;曹羁逃奔陈国;伯里子沿路乞讨;傅说被转卖;孙膑在魏遭受膑刑;吴起在岸门拭泪,痛心西河将成为秦地,最后在楚国被肢解;公叔痤推荐国中杰出人才反被认作糊涂,公孙鞅出奔到秦;关龙逄被斩;苌弘被剖腹;尹子陷入牢狱;司马子期死后尸首浮在江上;田明被分尸;芯子贱、西门豹不斗而被人杀害;董安于死后被陈尸市中;宰予不能逃避田常政变;范睢在魏被打断肋骨。这十几个人,都是仁义、贤能、忠良而有本领的人,不幸遇到荒谬昏庸的君主而死去。那么即使贤圣也不能逃避死亡和刑辱,为什么呢?就是昏君难以劝谏,所以君子难以进言。况且合情合理的话是逆耳冲撞的,除非贤圣没人能听进去。

爱臣:
宠臣过于亲近,必定危及君主本身;臣子地位太高,必定取代君位;王后和妃子没有了主次等级,一定会危及正妻所生的嫡子;君主兄弟不服,必定危害国家。我听说千乘小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拥有百乘兵车的臣子在他身边窥视,准备夺取他的百姓,颠覆他的国家;万乘大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千乘之国的大夫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权势,颠覆他的国家。

因此奸臣势力扩张,君主权势就会消亡。因此诸侯强大是天子的祸害;群臣太富是君主的失败。将相控制君主使私家兴盛,这是君主应排斥的。万事万物中,没有比君身更高贵、比君位更尊崇、比君威更强大、比君权更隆盛的。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借助于外界,不求助于别人,处理恰当就都得到了。所以说:君主不能使用他的财富,最终会被奸臣窃取,这是天下的君主要牢记的。

过去商纣的灭亡,周朝的衰微,都是因为诸侯的强大;晋国一分为三,齐国被篡权,都因群臣太过富有。燕、宋的君主之所以被杀,都是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在上对照商、周,中间对照燕、宋,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因此英明的君主蓄养他的臣下,让他们完全依法办事,立足于防备,所以君主不赦免死囚,不宽有罪犯,赦免死囚。宽宥罪犯,这叫做威势散失。国家将要倾覆,君权先旁落于大臣之手。因此大臣的俸禄即使很多,也不能凭借威势在城中炫耀;大臣党羽即使很多,也不能拥有私人兵力。所以臣子在国内不准有私人朝会,在军中任职的时候不能与他国私下交往,个人的财物不能私自借给私家。这是明君用来禁止大臣奸邪的办法。因此大臣出外不准有许多人马随从,不准在车上携带任何的兵器;如果不是传递紧急文件,车上带有一件兵器的,也要判处死刑,决不赦免。这是明君用来防备意外的办法。


主道:
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本原来了解万物的起源,研究准则来了解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虚无冷静地对待一切,让事物以它反映的内容来确定名称,让事情以它自身的性质去形成。保持无成见的虚心,才知道实在的真相;保持冷静,才知道行动的准则。进言者自会形成主张,办事者自会形成效果,效果和主张验证相合,君主就能够无所事事,而使事物呈现出真相。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喜好,君主显露自己的喜好,臣下就会去粉饰自己的言行;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意图,君主显露自己的意图,臣下就会去伪装自己的观点。所以说:除去爱好,除去厌恶,臣下就表现实情;除去成见,除去智慧,臣下就告诫自己。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处在它适当的位置上;存贤就也不表观为行动,以便察看臣下依据什么;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下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因此君主离开智慧却仍有明察,离开贤能却仍有功绩,离开勇力却仍有强力。群臣恪守职责,百官都有常法,君主根据才能使用他们,这叫遵循常规。所以说:寂静啊!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廖廓啊!臣下不知道君主在哪里。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明君的原则是,使聪明人竭尽思虑,君主据此决断事情,所以君主的智力不会穷尽;鼓励贤者发挥才干,君主据此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能力不会穷尽;有功劳则君主占有贤名,有过失则臣下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声不会穷尽。因此不贤的却是贤人的老师,不智的却是智者的君长。臣下承担劳苦,君主享受成功,这就叫贤明君主的守常之道。

君主原则在于不能被臣下看出自己的心意,君主作用在于不能被臣下了解自己的想法;君主保持虚静无为的态度,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看见好像没看见,听见好像没听见,知道好像不知道。了解臣下主张以后,不要变更它,用验证办法来考察臣下言行是否合一。每个官职只有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那么万事万物的真相都会显露出来。君主掩盖行迹,隐藏自己的想法,臣下就无法探测;君主去掉智慧,不表现自己的才能,臣下就无法揣度。保守自我意图而验证臣下,谨慎地抓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杜绝臣下的窥探,破除臣下的揣测,不要让人贪求君位。不能谨慎地插好门栓,不守好自己的门户,阴谋篡权的臣子就会像老虎一样闯入。不慎重从事,不掩盖真实意图,贼子就将产生。杀死君主,篡夺君位,人们没有不归附的,这样的奸臣就叫虎。在君主身边做奸臣,知晓君主过失,这样的奸臣就叫贼。君主应该解散他的朋党,收拾他的余孽,封闭他的门户,铲除他的帮凶,国家就没有老虎了。君道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一名实,检验法度,擅自行动的诛灭,国家就没有贼子了。因此君主有五种受蒙蔽的情况:臣下使君主闭塞是蒙蔽,臣下控制财利是蒙蔽,臣下擅自发令是蒙蔽,臣下私自给人好处是蒙蔽,臣下得以扶植党羽是蒙蔽。臣下使君主闭塞,君主就失去君位;臣下控制财利,君主就失去恩德;臣下擅自发令,君主就失去控制权;臣下私自给人好处,君主就失去英明;臣下得以扶植党羽,君主就失去支持者。这就是君主要独据、不能让臣下把持的原因。

君主的原则,以静退为贵。不亲自操持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的拙和巧,不亲自考虑事情而知道臣下谋事的福和祸。因此君主不多说话而臣下就要很好地谋事,不作规定而臣下就要很好地办事。臣下已经提出主张,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臣下已经作出事情,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拿了凭证进行验核,就是赏罚产生的根据。所以群臣陈述他们的主张,君主根据他们的主张授予他们职事,依照职事责求他们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主张,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主张,就罚。明君的原则,要求臣下不能说话不算数。因此明君行赏,像及时雨那么温润,百姓都能受到他的恩惠;君主行罚,像雷霞那么可怕,就是神圣也不能解脱。所以明君不随便赏赐,不赦免惩罚。赏赐随便了,功臣就懈怠他的事业;惩罚赦免了,奸臣就容易于坏事。因此确实有功,即使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赏赐;确实有罪,即使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会懈怠,而亲近喜爱的人就不会骄横了。

有度: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也不可能一直衰弱。君主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有了燕昭王、魏安釐王,燕、魏就可以强盛。现在这些国家都衰弱了,是因为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动荡而不是使国家安定的事情。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都丢掉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就如同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国家也就能安定;能杜绝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军队就会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凌驾于群臣之上,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为标准以了解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现在如果按声誉选用人才,群臣就会背离君主在私下结党营私;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致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官员不称职,国家就会混乱。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点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用来承担国家大事的。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朝廷里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推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员职责当回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凭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绩,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坏事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君主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
相信别人,就会被别人所控制。
臣子对于他的君主,没有骨肉亲情,只是迫于君主的权势不得不侍奉。
做君主而太相信自己的儿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君主的儿子来成就他的奸私。
做君主的太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君主的妻子而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先王掌握着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阴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君主运用权势所得来的。

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淫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二柄:
圣明的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工具,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回答是:杀戮叫做刑,奖赏就叫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畏惧君主的威势而趋向君主奖赏的利诱。可是真正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所憎恶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惩罚;对所喜爱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奖赏。如果君主不能使赏罚的威严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怎整个国家的人就会害怕奸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所控制了。

君主要想禁止奸邪,就要仔细去审察形名。形名就是指言论和职事。做臣下的发表一定的言论,君主根据他的言论授予相应的职事,专就他的职事责求他的功效。功效与他所作的事情相当,职事和他的言论相当,就奖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和他的言论不想当,就惩罚他。所以群臣言大功小的就要处罚;这并不是惩罚他功小,而是要罚他的功与他的言论不相当。群臣言小功大的也要罚;这不是不喜欢建立的大的功效。而是他的言行不符的危害比立下大功还要大,所以要罚。

所以君主喜欢任用贤能的人,群臣就粉饰行为来迎合君主的欲望,这样群臣的实情便不会显露;群臣的实情不显露,君主无法分辨臣下的好坏。所以越王勾践喜好勇敢,以致民众大都轻视死亡。楚灵王喜爱细腰,结果国内就有很多人为了了使腰身纤细而节食饿死。齐桓公心性妒忌而好女色,所以竖刁自行阉割以便掌官内宫。齐桓公爱好美味,易牙蒸了自己儿子的脑袋去进献。燕王子哙喜爱贤才准备将王位让贤,所以子之表面上不接受君位。所以君主流露出厌恶情绪的,群臣就会将这方面的事情掩盖起来;君主流露出喜好情绪的,臣下就会假称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君主的欲望表现出来,群臣就会借此表现自己的情态。所以子之假托贤名来篡夺君位,竖刁易牙借着君主的欲望来侵害君主。其结果,子哙因兵舌而死,齐桓公死后直到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君主把真情流露给了臣下招致的祸害。臣下的真情不一定就是爱戴他的君主,而是看重利益的缘故。如果君主不掩盖自己的真情,不隐藏自己的意图,而使臣下有机会来侵害自己,那么群臣充当子之、田常这样的角色就不难了。所以说:去掉喜好厌恶,群臣暴露本色。群臣暴露本色,国君就不会受蒙蔽了。

八奸:
臣下得以实现奸谋的途径有八种:一是同床,二是在旁,三是父兄,四是养殃,五是民萌,六是流行,七是威强,八是四方。

什么叫同床?即宠幸夫人,受宠的年轻美貌姬妾,她们善于谄媚便巧和利用自己的姿色,这些正是君主所迷恋的。她们总是趁着君主在安居快乐、酒醉饭饱的机会,来央求她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是让君主一定听从的手段。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玉财宝贿赂她们,让她们迷惑君主而答应臣子请托的事情,这就叫“同床”。

第二种是在旁。什么叫在旁?就是指倡优侏儒,君王身边的亲信是侍从。这些人在君主没下令的时候就应承,没指派任务的时候就应承,总是事先领会君主的意图,察颜观色来预先猜测君主的心意。这些人都是一致行动、一个腔调,统一口径和行动来改变君主的心意。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玉珍宝贿赂他们,在宫外帮他们干不法之事,让他们影响君主,这就叫“在旁”。

第三是父兄。什么叫父兄?就是指君主的兄弟叔伯,他们是君主亲近宠爱的人;大臣和朝廷的官吏,是与君主谋划国家政事的人。这些人都竭尽全力参与议政,而君主一定会听从的。做臣子的用音乐美女来侍奉君主的叔伯、兄弟,又用花言巧语来笼络大臣和朝廷管理,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进言,事成之后就进爵加禄,这样来耸恿他们,使他们干扰君主,这就叫“父兄”。

第四种是养殃。什么叫养殃?就是君主喜欢修饰宫室台池,喜欢打扮美女狗马来来使自己欢愉,这是君主的灾殃。做臣子的用尽民力来修饰宫室台池,加重百姓赋税来打扮美女狗马,这样来娱乐君主而扰乱他的心事,顺从他的欲望,而在其中夹杂私利,这就叫“养殃”。

五是民萌。什么叫民萌?即,做臣子的散发公家财物来取悦民众,行小恩小惠来赢得百姓,让朝廷民间都鼓动起来称颂自己,这样来蒙蔽君主而达到他的欲望,这就叫“民萌”。

六是流行。什么叫流行?即,作为君主,话全闷在肚里不与人交谈,很少听到臣下议论,容易被花言巧语打动。做臣子的寻求国外善辩的人,供养国内能言的人,让他们来为自己的私利进说。说出华美的言语,流利的辞句,用有利的形势来诱导他,用祸害来恐吓他,编造虚假的言辞来损害君主,这就叫“流行”。

七是威强。什么叫威强?即,统治者是靠群臣百姓来形成强大威势的。群臣百姓喜欢的,君主就喜欢;不是群臣百姓喜欢的,君主就不喜欢。做臣子的收罗带剑的侠客,供养亡命之徒,用来耀武扬威,倡言顺从他的一定得到,不顺从他的一定要死,这样来恐吓群臣百姓从而实现个人意图,这就叫“威强”。

八是四方。什么叫四方?即,做国君的,国小就侍奉大国,兵弱就害怕强兵。大国勒索的,小国一定听从;强兵压境的,弱兵一定服从。做臣子的,加重赋敛,耗尽钱粮,削弱自己国家去侍奉大国,求助大国威势来透迫自己君主;严重的,招引大国军队压境来挟制国内,轻些的,屡屡引进大国使者来震慑君主,使他害怕,这就叫“四方”。所有这八种手段,是臣子实现奸谋的途径,是当代君主受到蒙蔽挟制以至失掉权势的原因,是不可不明察的。

明君对于宫内的夫人美女,欣赏她们的美色而不理睬她们的禀告,不让她们有私人的请求。对于身边的近侍,使用他们,一定要严察他们的言论,不准夸大其辞。对于父兄和大臣,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一定要使他们用受罚担保后果,不许胡乱举荐。对于观赏玩乐的东西,在法令上一定要有依据,不准群臣擅自进献或裁减,不让群臣猜测到君主的心意。明君对恩惠的施行,凡是发放国库的财物和官仓的粮食,有利于民众的事,一定要用君主的名义,不要让臣下将恩德归于自己。对于议论,赞美称颂的人所称颂的,毁疵者所憎恶的人,一定要去核实他们的才能,查明她们的过失,不让群臣相互吹捧或诽谤。对于有勇力的人,作战立功不破格行赏,私斗犯法不赦免罪行,不让群臣用财物收买人。明君对于其他诸侯国的要求,合法的就听从,不—合法的就拒绝。所谓亡国之君,并非没了这个国家,而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全然不归自己所有。让臣下用外力控制国内,就是统治者丧失自己的国家了。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听从大国,这比不听从亡得更快,所以不去听从。群臣知道君主不听从,就不去同国外诸侯勾结;国外诸侯知道君主不听从,也就不接受臣下诈骗自己君主的胡说了。

十过:
十种过错。第一种叫献小忠,这是对大忠的祸害。第二种叫贪图小利,这是对大利的危害。第三种叫行为怪僻,自以为是,对其他诸侯国没有礼貌,这是丧身中最严重的了。第四种叫不致力于治理国家而沉溺于音乐,这是使自己走上末路的事情。第五种叫贪心固执喜欢私利,这是亡国杀身的根源。第六种叫沉溺于女子歌舞,不关心国家政事,这是亡国的祸害。第七种叫离开朝廷到远方游玩,又不听谏士的规劝,这是使自己遭受危险的做法。第八种叫有过错却不听忠臣劝谏,而又一意孤行,这是丧失好名声并被人耻笑的开始。第九种叫内不量力,外靠诸侯,这是削弱国家的祸患。第十种叫国小无礼,不听谏臣,这是断绝后代的形势。

孤愤:
当权的重臣独揽国家大权,那么外交和内政就要被他们利用。正因如此,列国诸侯不依靠他,事情就得不到照应,所以其他诸侯国就要为他们唱赞歌;各级官员不依靠他,自己的功业就得不到上报,所以各级官员都会为他们所用;君主的侍从官员不依靠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他们为他隐瞒罪行;学士不依靠他,就会俸禄薄而待遇低,所以学士为他说好话。这四种辅助势力,是奸臣用来粉饰自己的手段。重臣不能忠于君主而推荐自己的政敌,君主不能越过四种帮凶来洞察他的臣下,所以君主越来越受蒙蔽,而重臣的权势越来越大。

迎合君主的心理,投合君主的好恶,本来就是重臣得以进升的途径。他们官职大,爵位高,党羽又多,全国都为他们唱赞歌。而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重用,既没有受到信任和宠爱的亲近关系,也没有亲呢和熟悉的交情,还要用法术言论矫正君主的偏邪之心,这是与君主心意相反的。法术之士所处地位低下,没有同党孤立无援。拿关系疏远的和关系亲近、受到宠信的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新客和故旧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违背君主心意和投合君主好恶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地位低贱的和位尊权重的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一个人和一国人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法术之士处在“五不胜”的情形下,按年计算也不能晋见君主;当权重臣凭借“五胜”的条件,又日夜单独向君主进言。因此,法术之人由什么门路得到任用,而君主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呢?因此,凭借必定不能取胜的条件,又与重臣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会不危险?重臣对那些可用罪状诬陷的,就用国家法律来诛杀;对那些不能强加罪名的,就用刺客来暗杀。这样说来,精通法术而违背君主的人,不为官吏所诛杀,必定死在刺客手里了。而结党拉派串通一气来蒙蔽君主、花言巧语歪曲事实来便利私家的人,一定会受到重臣的信任。

君主的近臣不一定有才智。君主认为某人有才智而听取他的意见,然后和近臣讨论该人的言谈,这是和愚蠢的人讨论才智。君主的近臣不一定品德好。君主认为某人有美德而礼遇他,然后和近臣讨论他的品行,这是和品德不好的人讨论美德。智者的计谋由愚蠢的人来评判,贤者的品德由不贤的人来衡量,那么品德好、有才智的人就会感到耻辱而君主的论断也必然荒谬了。

想谋得官职的臣子当中,那些品德好的人将用精纯廉洁来约束自己,那些才智高的人将用办好政事来推进事业。那些品德好的人不可能用财物贿赂侍奉别人,凭借精纯廉洁更不可能违法办事,那么品德好、才智高的人也就不会奉承君主近侍,不会理睬私下请托了。君主的近臣,品行不像伯夷那么好,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财物贿赂不上门,那么精明强干者的功业就要被压制,而诽谤诬陷的话也就出笼了。办好政事的功业受制于君主的近侍,精纯廉洁的品行取决于近侍的毁誉,那么品德好、才智高的官吏就要被废黜,君主的明察也就被阻塞了。不按功劳裁决人的才智和品德,不通过事实的多方验证审处人的罪行和过错,却听从左右亲信的话,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廷中当政,愚蠢腐败的官吏就会窃居职位了。

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君主身边的近臣太受宠信:这是君主的通病。再说臣下犯了大罪恶,君主有了大过失,臣下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不同的。凭什么这样说呢?即:君主的利益在于具有才能而任以官职,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得到重用;君主的利益在于具有功劳而授以爵禄,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而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豪杰效力,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土减少而私家更富,君主地位卑下而大臣权势更重。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大臣控制国家,君主改称藩臣,相臣行使君权。这就是大臣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情形。所以当代的重臣,在君主改变政治情势而仍能保持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些臣下的罪行太大了。臣有大罪的,他的行为是欺骗君主的,他的罪行是当处死刑的。聪时人看得深远,伯犯死罪,必定不会跟从重臣;品德好的人洁身自爱,耻于和奸臣共同欺骗君主,必定不会跟从重臣。这些当权者的门徒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祸害的人,必是腐败而不避奸邪的人。大臣挟持愚蠢腐败的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和他们一起掠夺财物,结帮拉派,串通一气,惑乱君主败坏法制,以此扰乱百姓,使国家危殆受侵、君主忧劳受辱,这是大罪行。臣下有了大罪而君主却不禁止,这是大过失。假如君主在上面有大过失,臣子在下面有大罪行,还想要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说难: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够阐明我的意见,也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说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是进言者泄露了秘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表面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像这样的情况进说者就会身遭危险。

用人:

明君设立可以得到的赏赐,设立可以避免的刑罚。所以贤者奋力立功得赏而没有伍子胥那样的灾祸,不贤者少犯罪而不会遭到驼背被剖那样的冤枉刑罚。君主树立难以达到的标准,而去怪罪臣下没有达到,臣下就会产生私怨;臣下丢掉特长而去从事难以胜任的事情,心头就会积下怨恨。

功名:

明君立功成名的条件有四个:一是天时,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是势位。不顺应天时,即使十个尧也不能让庄稼在冬天里结成一个穗子;违背人心,即使孟贲、夏育也不肯多出力气。所以顺应了天时,即使不很努力,庄稼也会自然生长;得到了人心,就是不用督促,民众也能自我勉励;凭借技能。即便不急于求成,事情也会很快完成;得到了势位,即使不进取,名声也会大振。好像水的流动,好像船的飘浮,把握自然之道,推行畅通无阻的法令,所以称为明君。

有才能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不能制服不贤的人。所以在高山上树立一尺长的木头,就能俯临千仞深的峡谷,木头并不长,而是位置高。夏桀作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贤,而是因为他权势重;尧作普通人,不能管理好三户人家,不是因为他不贤,而是因为他地位卑贱。千钧重物依靠船就能浮起来,销株轻物没有船就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销铢重,而是因为有没有依靠船的浮力这种势的差别。所以短木居高临下凭借的是位置,不贤者制服贤人凭借的是权势。做君主的,天下合力来共同拥戴他,所以稳定;天下齐心来共同推举他,所以尊贵。臣下发挥特长,竭尽所能,所以忠诚。用尊贵的君主驱使忠诚的臣子,就会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建立起功业和名望。名、实相依赖而成立,形、影相对应而出现,所以君臣愿望相同而各自要做的事情不同。君主的祸患在于没有人响应,所以说,一只手单独来拍,虽然很快,但发不出声音来。臣子的忧患在于不能专职,所以说,右手画圆的,左手画方的,不能同时成功。所以说,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君主如同鼓槌,臣子如同鼓,技能如同车,事情如同马。所以人有余力容易响应召唤,技巧高超容易办成事情。建立功业的人力量不够,亲近的人忠诚不够,成就名望的人权势不够,贴身的人不贴心,远方的人不交结,那就是名不符实了。圣人的道德如同尧舜,行为如同伯夷,但势位不为世人所拥护、就会功不成,名不立。所以古代能够成就功名的人,众人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真心交结他,远处的人用美名赞誉他,位尊的人用权势拥戴他,正因如此,所以君主的丰功伟绩就如同泰山一样长期在国家之中建立了起来,君主的盛名威望就如同日月一样在天地之间永放光芒。这就是尧所以能南面称王而保持名位,舜所以要北面称臣而献功效忠的原因。

亡征:

凡属君主国家弱小而臣下封地强大的,君主权轻而臣下权重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轻视法令而好用计谋,荒废内政而依赖国外援助的,国家可能灭亡。群臣喜欢私学,贵族子弟喜欢辩术,商人将财富囤积国外,百姓崇尚武力私斗的,国家可能灭亡。君主喜好修建宫殿楼阁池塘,爱好车马服饰玩物,总是让百姓疲劳困顿,压榨挥霍百姓财物的,国家可能灭亡。办事挑选吉日良辰,敬奉鬼神,迷信卜筮,喜好祭神祀祖的,国家可能会灭亡。君主听取意见只凭爵位的高低,而不去验证意见是否正确,只通过一个人来通报情况的,可能灭亡。官职可以靠权势求得,爵禄可以用钱财买到,可能灭亡。办事迟疑而没有成效,软弱怯懦而优柔寡断,好坏不分而无一定原则的,可能灭亡。极度贪心而没有满足,追求财利而爱占便宜,可能灭亡。喜欢浮夸言辞而不合于法,爱好夸夸其谈而不求实用,迷恋华丽文采而不顾功效的,可能灭亡。君主浅薄而轻易表露感情,泄露机密而不加隐藏,不能严密戒备而通报群臣言论的,可能灭亡。凶狠暴房而不随和,拒绝劝谏而自认高强,不顾国家安危而自以为是的,可能灭亡。依仗盟国援助而怠慢邻国,倚仗强国支持而轻侮邻近小国的,可能灭亡。外来的侨居游士,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国外,上能参与国家机密,下能干预民众事务的,可能灭亡。民众只相信相国,下面不服从君主,君主又宠信相国而不能废弃他的,可能灭亡。国内的杰出人才不用,反而去搜罗国外的人士,不按照功劳考核政绩,而喜欢凭借名望任免官员,侨居游士升为高官而凌驾于本国原有大臣之上的,可能灭亡。轻视正妻嫡子,庶子和嫡子并重,太子还未确定而君主就去世了的,可能灭亡。君主狂妄自大而不思悔改,国家混乱还自我夸耀,不估计本国实力而轻视邻近敌国的,可能灭亡。国小而不处卑位,力弱而不畏强势,没有礼仪而侮辱邻近大国,贪婪固执而不懂外交的,可能灭亡。太子已经确立,君主却又娶强大敌国的女子作为正妻,太子的地位就会危险,这样一来群臣就会变心;群臣变心的,可能灭亡。胆小怕事而不敢坚持己见,问题早已发现而没有决心去解决,知道可以怎样做,但决定了又不敢去做的,可能灭亡。君主出国在外而国内另立君主,做人质的太子没有回国而君主又另立太子,这样国人就有二心;国人有二心的,可能灭亡。折磨污辱了大臣而又亲呢他,惩罚了小民而又反常地使用他,这些人心怀不满,不忘耻辱,而君主又和他们特别亲近,那么劫杀事件就会产生,劫杀事件产生的,可能灭亡。两个大臣同时得到重用,君主亲戚人多势强,内结党羽外借交援来争权势的,可能灭亡。听信婢妄的谗言,使用近臣的计谋,内外悲愤而一再干违法之事的,可能灭亡。简慢凌侮大臣,不知尊敬亲戚,劳累百姓,杀戮无辜的,可能灭亡。君主好用智巧改变法制,常用私行扰乱公事,法令不断改变,号令前后矛盾的,可能灭亡。地形不险要,城墙不坚固,国家无积蓄,财物贫乏,没有防守和打仗的准备却轻易去进攻别国的,可能灭亡。王族短命,君主接连去世,小孩子当了国君,大臣专权,扶植外来游士作为党羽,经常割地来换取外援的,可能灭亡。太子尊贵显赫,党徒人多势强,与许多大国交往密切,而个人威势过早具备的,可能灭亡。性情偏激而急躁,轻率而容易冲动,积忿易怒而不思前顾后的,可能灭亡。君主容易发怒而喜欢打仗,放松农耕而不注重军事的,可能灭亡。贵臣互相嫉妒,大臣权重势盛,在外凭借敌国,在内困扰百姓,以便攻击冤家对头,而君主不诛戮他们的,可能灭亡。君主无能而他的兄弟贤能,太子势轻而庶子势强,官吏软弱而百姓不服管教,这样的话国家就会动荡不安;国家动荡不安,可能灭亡。君主怀恨而不发作,搁置罪犯而迟迟不动刑,使群臣暗中憎恨而更加忧惧,因而长期不知结果如何的,可能灭亡。带兵在外的统帅权势太大,驻守边疆的长官地位太高,独断专行,直接处事而不请示报告的,可能灭亡。妻子淫乱,太后养奸,内外混杂串通,男女没有分别,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的,可能灭亡。正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执政大臣轻而通报官吏重,这样就会内外乖戾;内外乖戾的,可能灭亡。大臣非常显贵,私党人多势强,封锁君主决定而又独揽国政的,可能灭亡。豪门贵族的家臣被任用,历代从军的功臣却被排斥,偏僻乡村里有善名的人得到选拔,在职官员的功劳反被抹杀,推崇私行而轻视公功的“,可能灭亡。国家空虚而大臣殷实,常住户贫穷而客居者富裕,农民战士困顿,而工商业者得利的,可能灭亡。看到根本利益不去追求,知道祸乱的苗头不加戒备,带兵打仗的事懂得很少,而致力于用仁义粉饰自己的,可能灭亡。不遵行君主的孝道,而仰慕一般人的孝道,不顾国家利益,而听从母后命令,女人当国,宦官掌权的,可能灭亡。夸夸其谈而不合法令,头脑聪明而缺乏策略,君主多才多艺而不按法度办事的,可能灭亡。近臣得到进用而故臣却被辞退,无能得以重用而贤良却被埋没,无功的人地位显贵而劳苦的人地位卑下,这样臣民就要怨恨;臣民怨恨的,可能灭亡。父兄大臣的俸禄等级超过他们的功劳,旗帜车服超过规定的等级,宫室的供养太奢侈,而君主不加禁止,臣下的欲望就没有止境;臣下欲望没有止境的,可能灭亡。皇亲国戚和普通百姓居住在一起,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国家可能灭亡。

亡国的征兆,不是说国家一定灭亡,而是说它可能灭亡。两个唐尧不能相互称王,两个夏桀不能相互灭亡;灭亡或称王的关键,必定取决于双方治乱强弱的不平衡。树木折断一定由于蛀蚀,墙壁的倒塌一定是因为出现了裂缝。然而树木虽然蛀蚀了,没有大风是无法折断的,墙壁虽然有了裂缝,没有出现大雨也不会倒塌。拥有完乘兵马的君主,如能运用法术作为暴风骤雨去摧毁那些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家君主,那么他要兼并天下就不难了!

大体:祸和福产生于是否遵守客观法则和国家法度,而不是产生于主观上的喜爱和厌恶;荣誉和耻辱的责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五蠹: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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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dmin 发表于 2022-3-20 09:16:59 | 显示全部楼层
难一: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应该怎么对付?”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用欺诈敌人的手段就可以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应该如何应对?”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但以后就无法再有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但民众不会上第二次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在后面赏赐他,这样合适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能够成为霸主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它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计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探望,询问说:“您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死去,有什么话准备告诉我?”管仲说:“您就是不问我,我本来也要告诉您的。希望您赶走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儿子,又怎么能爱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欢女色,竖刁就自己施行宫刑,以便管理宫女。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卫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要不了几天的行程,开方丢下自己母亲,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希望您能远离这三个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埋葬。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又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拼死出力来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会任用了。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之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他会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立功,所以制定爵禄而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一类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属关系,而是从计算利害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谋取私利。管仲对桓公没有阐明这种法术。他让桓公赶走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再说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权力过大。臣下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侍来引见;百官都能逐级上通,群臣好象车幅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受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劳,受罚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过。君主事先对群臣的功过了解得清楚,然后进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的祸患呢?管仲不对桓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是让他赶走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置法令,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被围晋阳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阳被围,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锅灶进水,成了乌龟出没场所,而百姓没有背叛,证明君臣关系密切。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也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证明襄子失于惩罚。做臣子的,谋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赏他,这是失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晋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于是感概地说:“没有谁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于违背。”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过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边上有个小人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呀。”师旷说:“呀!这不是做君主的应该说的话。”近侍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给予惩罚,这是君主对臣下应有的做法;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善意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应取的态度。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拿琴去撞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来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就拿琴去撞平公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但师旷却用来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兴地听从,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张扬的,它会使君主在听劝上犯错误而觉察不到错误;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张扬,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杀君的行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能张扬的,也就是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掉了当臣子的礼节。

齐桓公时,有个没做官的读书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没有轻视大国君主的资本;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没有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的肚量。”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为了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而不顾及个人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国家混乱,通过做厨师向成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他们都是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因而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君主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打算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程忘记了民众。忘记民众不能叫做仁义。所谓仁义,是不失掉当臣子的礼节,不颠倒君臣之间的位置。因此国境之内,拿着鸟兽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违背国君的愿望,因而不能叫做仁义;仁义不在小臣程处,桓公却又跟着礼遇他。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则是躲避,应当对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平白无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强,则是欺骗,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整治君臣关系而去礼遇该罚该杀的人,这是桓公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来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晋齐靡笄之战,晋中军司马韩厥将斩人。主帅郤克听说后,驾车前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却已给斩了。郤克就说:“为什么不用他巡行示众?”郤克的侍仆说:“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厥分担别人的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担非议的。韩厥要斩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国家就混乱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这就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正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部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明察。况且韩厥要斩的若是罪人,谷阝克要分招什么非议呢?要斩的如果不是罪人,那么已经斩杀了,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构成而郤克后来方才赶到。郤克说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非议,而又产生巡尸的非议,这就是郤克所谓的分担非议。过去商约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恶来又说斩涉水者的小腿,哪里就分担了对纣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亡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假使韩质没能做到,民众就会希望郤克做到;现在郤克一样没有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别人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再说部克前去救人,是认为韩厥错了;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而劝他拿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而的民众对上面绝望,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样来分担非议的。

齐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绑而任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大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我还贫穷。”桓公说:“让你享有俸禄丰厚的家业。”管仲说:“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关系还疏远。”于是桓公把他立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贵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俸禄丰厚的家业;认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称号。管仲并非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

有人说:假使让奴仆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没谁敢于不听,这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仆地位尊贵,而是因为君命下达,没有人敢于不从。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可以取信于人的条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国、仲父之类的高贵地位,然后才能行事呢?当今行事、都巫这些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如果依法办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从;不依法办事的话,即使大官也会在民众面前感到理亏。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干着增加宠信和爵禄的事情,这要不是管仲贪心富贵,就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法术。所以说:管仲有错误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赞美。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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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admin 发表于 2022-3-20 09:27:57 | 显示全部楼层
难二:
齐景公走访晏子,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集市,请把您家搬到豫章的园地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家穷,靠上集市买东西吃,早晚都要赶集,不能离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人熟悉市场行情,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这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断脚人穿的踊贵,常人穿的鞋便宜。”景公说:“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刑罚太多。”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说:“我大概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说踊贵,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懂治国之道的过错。刑罚恰当不嫌多,刑罚不当不在少。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法术的过错。打败仗的军队被杀掉的人虽以千百计算,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恰当,却拿刑罚太多劝说景公,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

齐桓公喝酒喝醉后,丢了帽子,他觉得丢人,三天不去上朝。管仲说:“这是做国君的耻辱,您何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开仓贩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过了三天,民众就唱道:“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长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赈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不合乎义的话,就不能洗刷耻辱;假使这样做是合乎义的,桓公不及时去做,而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那么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的丢了帽子?这样说来,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帽的耻辱,却又在君子中滋长了失义的耻辱。况且开仓赈济穷人,这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这不是惩罚有罪的人。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办过三件事后,引起了纣王的厌恶。文王于是很害怕,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的么?聪明的人,是能够知道祸难所在从而避开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文王不得人心吧,那么文王虽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纣王因文王大得人心而厌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这就更使纣王怀疑。正因如此,他才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郑长者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这样做就可以不使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聪明,还没有达到郑长者论点的水平。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不知靠的是臣子的力量,还是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镶边,衣服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趴在琴上笑起来。平公说:“大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大凡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好了五味送给君主吃。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臣子出了什么力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是美好事业中最大的了,不独是君主的力量,也不独是臣子的力量。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所有春秋五霸能在天下成功扬名的原因,一定是君臣都出力了。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齐桓公时,晋国客人到了,负责接待的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管仲去”。优人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一声仲父,二声仲父的。”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费力过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人的话,不像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桓公认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去做厨师向商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自己去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做俘虏是耻辱的事,做厨师是羞耻的事。蒙受羞辱来接近君主,因为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非常急切。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足够了,寻求贤人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人才自会到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君主虽然是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他们;事情合于法就实行,不合于法就禁止;功劳同主张相符就赏,不符就罚。用名实相符来选用臣子,用法度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做君主的哪能安逸呢?

寻求人才不费力,使用人才不安逸,桓公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逸”,这话不对。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管仲不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身而顺帧桓公,鲍叔不看重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了。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啊?管仲并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成王长大后,他便把政权交给成王,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为了尽他的职责。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先君的仇敌;背叛先君而去侍奉先君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夺取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他的主人死了,又去做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是可得而知的。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政治混乱,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恒公是很危险的。假使管仲德行不好,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结果杀死了君主简公。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简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田常之上,桓公又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清楚了,但是他将做汤、武还是做田常,不得而知。如果做汤、武,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做田常,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已经得到管仲之后,桓公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证明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是虽说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他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主还是不欺主,已是很明白的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糊涂的君主。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年终上报时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你就此免除职务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论点说:“言语动听,听了使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不是指听话的人,必定指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常理,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究言的。所谓“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一定是不可靠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李克对于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一直等到年终上报,这是李克造成了过错。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庄稼丰收,即使有加倍的收入,又怎么样呢?农耕顺应自然的变化,种植根据四季作合理的安排,没有种早、种迟的失误和天寒、天热的灾祸,收入就多。不用小事妨害要务,不用私欲妨害耕织,男子尽力于农耕,女子致力于纺织,收入就多。注意饲养牲畜的道理,按照土地的情况合理种植,六畜兴旺,五谷善殖,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了解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得到的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利于通行,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客商闻风而至,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合于实用,不贪图珍贵的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界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不因为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而收入多,却硬把它们叫做窕货,是不懂法术的言论。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有人说: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是因为孝子爱父。孝子爱父,百人中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一样,这是外交官的谎言。好利恶害,是人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严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人们就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说明外交官并不懂得使用战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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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三: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氏的孩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于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祟尚道德,提倡好事来给民众作出表率。至于错误行为,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进见,穆公问他庞氏孩子的劣行,子服厉伯回答说:“这孩子的过错有三条。”都是穆公不曾听说过的。从此以后,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轻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君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控制着,不是应该的吗?明君发现好事就给予赏赐,发觉坏事就给予惩罚,两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喜欢好事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厌恶坏事的: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报告给君主,是和君主离心离德而和坏人紧密勾结的行为,这是应该贬斥相处罚的。现在于思不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鄙视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的,所以季氏已酿成祸乱了,却没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陬、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吗?

晋文公为公子时,出逃到蒲城,晋献公派宦官披前去进攻。披斩断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晋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窦攻杀文公,没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晋国,披求见文公。文公说:“蒲城的事,献公限令你过一夜赶到,而你当天就赶到了;惠窦的事,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过了一夜就赶到了,干吗那样快啊!”披回答说:“君命说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敌,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么蒲人、狄人呢?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追到蒲、狄那样的仇人吗?再说齐桓公能不记管仲射中带钩的事,而任他为相。”文公于是接见了披。

有人说:齐、晋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业,却忘掉他射中钩带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从宦官的说辞,却饶恕他斩断衣袖的罪责: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们的人。后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觉,就会出现公孙操杀掉燕惠文王、子罕杀掉宋桓侯、田常杀掉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察觉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来自我开脱。君主如果不处罚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为臣而不能洞察阴谋,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活动条件,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他们即使丧失了政权,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再说照宦官披的话;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臣子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样的忠贞不贰啊!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他说:“一难,二难,三难,是指什么?”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二难,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三难,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桓公说:“好。”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困难。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很少能够制服他们的。君主的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即使远游海边,内部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并不构成困难。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宠,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周分成东、西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权力分配不并重,把庶子的地位压低,宠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迟立太子,庶子不作乱,也不构成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纪妄,却又不使她与正妻地位相等,这是第二件困难事。喜爱庶子,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于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则帧。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却劝说叶公“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无功可以得赏,有罪可以免罚,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乱政治理乱民,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这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办法。尧的贤明,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结果尧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所以民众没有大阴谋;从小事上实行轻罚,所以民众没有大乱。这就是《老子》说的“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罚,受罚的人并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老子》这话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害,劝君主取悦近者、招徕远者,也可以作罢了!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结果自己被杀,遭人羞辱。吴王夫差认为太宰{喜否}聪明而伍子胥愚蠢,结果被越国所灭。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王哙一样的祸患。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争相进用;不自以为谁是贤人,立功的人自会随之而来。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不贤的人。既然这样,君主何必劳于选贤呢?

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独自在上面节俭,结果仍不免于贫穷。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没他那样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样就比桀、纣还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叫做灾难;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混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困。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行为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这样的话,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奢侈几倍,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并非当务之急。

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了解得清楚,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奸邪就无从积累;奸邪无从积累,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公私就会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离散;朋党离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下情了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赏罚就公正;赏罚公正,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也就是说要了解下情。

郑相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闾时,听见有妇女在哭泣。子产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仔细听听。过了一会儿,子产派官吏把那个妇女抓来审问,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车夫问他说:“您凭什么知道那妇女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显得恐惧。一般说来,大家对于亲爱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惧,既死后悲哀。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治国,不也是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亲自听到和看到,然后才了解,那么郑国查到的奸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个人智寡,寡不胜众,个人智力难以普遍地了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胜多是指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不使用脑力就得到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产在胡干。老子说:“凭个人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大概就是说子产这种做法了。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询问道:“现在的韩、魏和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强大?”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个更能干?”近侍回答说:“不如过去。”昭王说:“孟尝君和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哩。”近侍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乐师中期推开琴而回答说:“大王把天下形势估计错了。晋国六卿执政时期,智伯最强大,智伯灭掉范氏、中行氏,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淹着。智伯出门,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掺乘。智伯说:‘开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来消灭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来灌魏城安邑,绛水可以用来灌韩邑平阳。’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这么一碰,终于联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现在您虽然强大,却不如智伯;韩、魏虽然弱小,还不至于像它们在晋阳城下那般光景。现在正是诸侯各国碰肘踩脚合纵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了。”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大凡明君治理国家,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以及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便害的话,那么像如耳、魏齐这样的无能之辈以及弱国韩、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这样,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用问别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错在不依靠自己,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了。申不害说:“丢掉术而要别人忠实,就糊涂了。”恐怕就是说昭王这种情况了。智伯没有节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企图用水灌城灭掉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伯国亡身死、头盖骨被做成饮杯的缘故。现在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当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灭亡的祸患吗?虽有左右近侍在旁,可他们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脚的勾当呢?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一句。况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和,曲不清楚,属于中期的责任,这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任务,还不能使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谬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和“不如过去”还可以,说“确实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不要越权,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讲。”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议论。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

管仲说:“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有所证明,给予奖赏;看到非法的事,厌恶它要有所显露,给予惩罚。对于亲眼目睹的事情,赏罚能够兑现,那么,即使有察见不到的,谁还敢胡作非为呢?看到合法的事,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作为证明;看到非法的事,虽然厌恶却没有惩罚作出表示。对于亲眼目睹的事,赏罚都不守信用,却要求查出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大庭广众和严肃场合,大家都会表现得很肃敬;私室独居,即便曾参、史麃也会轻慢随便。仅注意人们肃敬的场合,就得不到行为的全部真情。再说作为君主,臣下在他面前总要掩饰自己的。只凭自己所见断定好恶,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弊病吗?

管仲说:“屋里讲话,声音满屋;堂上讲话,声音满堂。此人即可称为天下之主。”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屋里说话声满屋,堂上讲话声满堂”,并不只说的饮食游戏方面的话,必定说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该让满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却还说“在屋里讲话声满屋,在堂上讲话声满堂”,这就不是合乎法术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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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四:
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襄公登上台阶,他也同时登上台阶。鲁卿叔孙穆子快步上前对孙文子说:“各国诸侯聚会,敝国君主从来没有列在卫君后面。现在您不比敝国君主后一步,敝国君主不知道有什么过错。请您稍慢一点。”孙文子没有回答,也没有悔改的神色。叔孙穆子回来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灭亡。忘记臣子的身份而不走在君主后面,有了错误又不改悔,这是灭亡的根源。”

有人说;天子失去治国之道,诸侯起而讨伐,所以才有商汤、周武王出现。诸侯失去治国之道,大夫起而讨伐,所以才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事。如果做臣子却讨伐君主的人必定灭亡,那么商场、武王就不能称王天下,韩、赵、魏三家和田氏也不能立国了。孙文子在卫国掌握了君主的权势,后来又不以使臣的身份对待鲁君,他名义上是臣子而实际上成了君主。君主有失,所以臣子有得。不断定有失的君主灭亡,却断定有得的臣子灭亡,这是不明察。鲁国不能处罚卫国的大夫,而卫君的明察又识别不了不知悔改的臣子,孙文子虽然有忘记使臣身份和不知悔改这两种表现,又怎么会灭亡呢?他正是因为忘记了自己的这种过失,所以才能取得君主的权势。

有人说:君臣的设立是名分制度规定的。臣子能夺得君主的位置,是因为他比君主更得民心。所以不属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要夺回的;辞去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所给予的。因此夏桀索得珉山的琬、琰二女,商纣取出比干的心脏,结果天下人都离心离德;商汤自身改变姓名,武王自身受到责骂,结果海内的人都臣服了;赵盾进山避难,田氏出外当仆人,结果齐、晋两国民众都归附他们。那么成汤、武王之所以称王天下,田氏和三晋中的赵氏之所以立国,原因不一定在他们原来的君主身上,而是成汤他们得到民众拥护以后才当上君主的。现在孙文子还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却像君主一样去做,这是违反义和德的。违反义,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反德,是怨恨聚集的原因。连失败和灭亡都不了解,为什么呢?

鲁国的阳虎想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失败后逃奔齐国,齐景公很敬重他。鲍文子劝谏说:“不行。阳虎得宠于季孙却想攻打季孙,是贪图季孙的财富。现在您比季孙还富,而齐国又比鲁国大,这是阳虎要全力欺诈的原因。”于是景公就拘禁了阳虎。

有人说:有千金财富的家庭,儿子们不和睦,因为人们追求利益的心情非常迫切。齐桓公是五霸之首,为了争当国君而杀掉哥哥公子纠。因为当国君利大。君臣之间没有兄弟之间的亲情。劫杀的结果,能统治大国而享有大利,那么群臣哪一个不是阳虎呢?事情因办得隐蔽巧妙而成功,因办得疏忽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作乱,是因为条件还不具备。群臣都怀着阳虎一样的心思,而君主不知道,可见群臣办得隐蔽而巧妙。阳虎贪心,天下的人都知道,可见他干得疏忽而笨拙。不叫齐景公去处罚齐国巧妙的奸臣,却叫他去处罚笨拙的阳虎,这是鲍文子的话说反了。臣子的忠顺或欺诈,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察觉隐情的叫明,不赦免罪行的叫严。不知道齐国隐蔽巧妙的奸臣而去处罚鲁国已经作乱的笨臣,不是很荒谬的吗?

有人说:仁者和贪者心地不同。所以公子目夷让出君位,而楚国商臣却逼死父王;郑公子去疾把君位让给弟弟,而鲁桓公杀掉哥哥自当国君。五霸都是从事兼并的,而以齐桓公为标准来衡量人,那就没有忠贞廉洁的人了。再说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阳虎在鲁国作乱,失败后逃跑,逃到齐国而不杀他的话,这是让他在齐国继续作乱。君主明察就会用刑,因为知道阳虎会助成叛乱,这是看到了隐微的阴谋。俗话说:“诸侯把别国作为亲戚。”君主严厉,就不能放过阳虎的罪行,这是不赦免罪行主张的实施。杀了阳虎,是为了让群臣忠顺。不知道齐国巧妙的奸臣而免掉对公开作乱者的惩罚,追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不惩罚明摆着的罪过,这是荒谬的。现在如能惩处在鲁国作乱的罪犯阳虎,用来警告臣子中那些心怀不良的人,从而又可以博得鲁国季孙、孟孙;叔孙的亲善,鲍文子的话,怎么就说反了呢?

郑庄公要用高渠弥为卿,而太子昭公很讨厌高渠弥,再三劝阻,庄公不听。到昭公即位,高渠弥怕他杀害自己,就在辛卯这天,杀了昭公而立公子亶为国君。君子说:“昭公知道自己讨厌的人。”公子圉说:“高渠弥该被杀戮吧!报复人家对他的厌恶也太过分了点。”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是说反了吗?昭公遭到死难,是因为他惩处讨厌的人太晚了;既然这样,高渠弥比昭公死得晚,恰恰因为他对昭公进行了过分的报复。明君不会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假使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不对罪臣及时予以处罚,罪臣就会轻率行动而行使计谋,这样君主就危险了。因此,在灵台饮酒时,卫出公对褚师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就发生了褚师作乱的事;吃大鳖的浓汁时,郑灵公对子公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子公就杀死了郑君。君子指出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并非说得太过分了,他的意思是:昭公既已了解得这样清楚,却不立即把高渠弥杀掉,以致自己被杀。所以说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意在表明他不懂得权衡得失。君主不只是不能充分地看到祸难,有时还会不能及时作出决断和加以制裁。现在昭公表露了对高渠弥的厌恶,又搁置他的罪过,迟迟不予惩处,结果使高渠弥怀恨在心,因为害怕被杀而想侥幸得免,所以昭公不能免于被杀,这是因为昭公惩处自己厌恶的人太软弱了。

有人说:报仇过分,就是用大的诛戮来报复小的罪过,是最严酷的刑狱。刑狱的危害,本来并不在于已经处罚了的人,而在于诛戮不当引起更多人的仇恨。因此晋厉公杀掉郤氏三卿,栾书、中行偃二卿就起而发难;郑子都杀掉伯限,食鼎就起而作祸;吴王夫差杀掉伍子胥,越王勾践就乘机灭吴称霸。那么卫出公被逐,郑灵公被杀,并不因为卫出公没有杀掉褚师和郑灵公没有惩罚子公,而是因为不该发怒却表现出发怒的脸色,不该杀戮却产生出杀戮的想法。如果君主发怒符合臣下的罪过,如果臣子杀君不违背人心,即使蕴而未发,又有什么害处呢?君主未即位之前臣子有了罪,即位之后却把臣子的旧罪重提加以论处,这就是齐君胡公靖灭亡的原因。君主对臣子这样做,还会留下后患,何况作为臣子而对君主这样做呢?处罚已属不当,还要起心斩尽杀绝,这便是与天下人为仇了。那么公子圉说高渠弥该杀,不也是可以的吗?

卫灵公时,弥子暇受到宠信,在卫国专权。有个谒见灵公的侏儒说:“我的梦应验了。”灵公问:“梦见了什么?”“梦了灶了,预示要见到您。”卫灵公发怒说:“我听说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要见我,会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件东西遮挡不了它;君主普照一国人,一个人蒙蔽不了他。所以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是灶的话,一人对着灶门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火光了。或许就有一个人挡住君主了吧?那么即使我梦见灶,不也是可以的吗?”卫灵公说:“好。”于是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
  
有人说:“侏儒善于假借梦来阐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但是卫灵公不理解侏儒的话。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这是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郑子都认为庆建贤明,结果受到蒙蔽;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结果受到蒙蔽。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并不能免除使一个人遮蔽自己的祸患。不贤的人蒙蔽君主,不足以危害君主的明察;现在君主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了。

有人说:屈到喜欢吃菱角,周文王喜欢吃菖蒲做腌莱,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什么好的味道,但这两位贤人却很喜爱,可知人们喜欢的味道并不一定美。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参无恤、子之都不是正直的人,但两个君主却尊宠他们,可见君主认为贤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人。不是贤人而作为贤人来用,和因为宠爱而使用他是一样的。君主认为贤的人确是真正的贤人而提拔他,和君主用自宠爱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楚庄玉提拔了孙叔敖而称霸,商纣任用了费仲而灭亡,这些都是任用自己认为贤的人而事情结果却相反的实例。燕王哙虽然用了他认为贤的人,其实与用他宠爱的人是一样的,卫灵公哪里是同样情形呢?这是侏儒认识不到的。君主被蒙蔽而不知道受到蒙蔽,听侏儒话后知道自己受了蒙蔽,因此辞退蒙蔽自己的臣子,证明他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说什么“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现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么即使蒙蔽自己,也一定没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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